陶潛(公元365—427)，字淵明，或曰名淵明，字元亮，東晉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歷仕江州祭酒、鎮軍參軍、彭澤令，中年辭官歸隱，躬耕自資，最后寂寞地死去。陶淵明的時代，文壇上滋長了虛華浮艷的形式主義風氣，旨歸老莊的玄言詩和寄情閑適的山水詩風靡一時，而陶淵明卻能獨樹一幟，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屈指可數的偉大詩人和散文大師。隨著陶淵明在文學史上影響的擴大，后世對陶淵明的研究也始終不輟。五四以來，朱自清、陳寅恪、朱光潛等先生，對陶淵明皆有較深入的探討，在史料、藝術技巧、風格諸課題上作過有價值的發掘與論析。魯迅先生運用唯物史觀，在魏晉文學的精湛研究中，也對某些學者曲解陶潛的論點，曾予以尖銳批評，提出許多精辟獨到的見解，為陶學研究的健康發展，指明了正確方向。

　　新中國成立以來，陶學方興未艾。廣大文學評論工作者努力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分析古代作家作品，陶淵明的研究取得可喜成績，進入一個嶄新發展階段。回顧三十多年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發展過程，陶淵明始終是一個引入注目的“熱門”作家，在報刊上開展過多次討論，可謂盛況空前。茲將建國來歷次討論情況綜述如下。

　　一、一九五四年開始的主要圍繞《陶淵明傳論》一書的討論

　　一九五三年上海棠棣出版社的《陶淵明傳論》(張芝著)問世，這是解放后第一部陶學專著，在古典文學界引起強烈反響，招來一系列批評，持續達四年之久。五四年六月七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首先發表閻簡弼《讀<陶淵明傳論>》一文，指責著者“從血緣上判斷人的思想和行為是不科學、不十分可靠的。所以陶淵明的忠不忠于晉應該看他自己的言行，不必繞彎子從陶侃、孟嘉那里找根據。而且只要細心地讀一讀陶淵明的詩文，就可以明了他之所以崇拜他們絕不是張芝先生所說的‘不忠’與‘附逆’；而恰恰相反，他是把他的這兩位先輩看成品德高劭的忠良的”。對此，著者一度撰文反駁：“閻先生似乎認為要么陶淵明忠于晉室，要么不忠于晉室，而不能既不忠于晉室而又抱有同情，但我認為恰是雖不忠于晉室(就桓玄事件言)而仍同情(就劉裕事件言)，這才是陶淵明對于當時政治事件的具體態度。閻先生認為‘同情’和‘忠憤’只是兩個不同的詞匯，他不理解這是代表客觀事物的兩種不同態度。對問題一刀兩斷是容易的，但我們不是更要求恰如其分么。”[1]此后，報刊上仍不斷有對該書的批評。如劉國盈《試談陶淵明》指出：“陶淵明的這種懷古情緒，是極富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的，生活在動蕩不定、饑寒交迫的時代里的農民，他們最想望的就是能過那“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的沒有剝削、沒有戰爭的安謐生活，而詩人的詩篇恰恰就反映了人民的

　　這種愿望。張芝先生《陶淵明傳論》一書中提出陶淵明的這種‘懷古情緒’是‘充分地表現了他的沒落情感’。據我看張先生的這種論證是不大充足的。因為我們不能根據這種思想是否能夠實現來判斷其進步與落后，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檢驗一下這種思想是代表著什么人的情緒。”[2]易潤芝《試論陶淵明》批評“張芝先生‘沒有從認真研究陶淵明的作品入手，來評斷他的思想與價值’，這確是《陶淵明傳論》的主要缺點”。[3]葉鵬《論陶淵明》指責“張芝又證明，陶淵明的苦悶和躬耕生活的真正政治原因，是桓玄政權的流產。張芝的這一論斷，說明了他始終還沒有跳出所謂陶淵明對某一政權的個人依戀的偏見”。[4]郭預衡《評<陶淵明傳論>》指出，“傳論”中的陶淵明，是沒有任何偉大之處的。這種評價我們當然不能同意。陶淵明在歷史上的詩人地位，是個客觀事實，不是任何人能夠隨意歪曲的。首先，從政治傾向來看，陶淵明基本上是傾向勞動人民方面。……其次，從陶淵明的思想傾向看，他基本上是采取了儒道兩家思想的積極因素，而揚棄了某些消極因素。”[5]

　　這個時期的陶學研究，除關于《陶淵明傳論》的爭論外，其他問題亦存在不同意見，如李周存《對<論陶淵明>的一點意見》就認為葉鵬關于道家思想對陶淵明世界觀具有積極影響的觀點是錯誤的，提出：“道家的落后的世界觀、人生觀無疑的給他的作品現實主義基礎以很大的腐蝕，對這位天才來說是很可惜的。我們可以假定，如果陶淵明不是受道家消極思想的支配，那末，他就可能不會在這時候寫的作品‘與當時的階級斗爭和民族悲劇不相稱’，而很可以寫出驚心動魄的人民性極其強烈的現實主義作品來的。”[6]俞啟祟《陶詩“忠憤”說新證——陶淵明愛國主義的新探索》批評葉鵬這樣一種論斷；“在陶淵明的全部作品中；看不到一點民族苦難的影子。”[7]指出“只有從愛國主義精神這個方面來理解陶淵明詩‘忠憤’這一部分，我們才能鉆研出這些詩真正思想性之所在，才能理解這些詩為什么感動并激勵著無數的人，也只有從這個方向去理解陶淵明，我們才能探索出構成陶淵明整個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忠憤’和構成陶淵明全部作品風格的有機組成部分——‘豪放’、‘慷慨激烈’的具體內容是什么。陶淵明的愛國主義思想是他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8]針對繆鉞《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新釋——附論東晉南朝地方官俸及當時士大夫食量諸問題》[9]一文，張志明寫了《對于<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新釋>的商榷的意見》[10]；針對譚丕模《論陶詩》[11]一文，汪浙成寫了《對<論陶詩>一文的意見》[12]；還有古直《陶侃及陶淵明是漢族還是溪族呢?——與陳寅恪教授商榷所謂江左名人如陶侃及陶淵明亦出于溪族的結論》[13]等，所有這些討論文章的發表，對推動陶學研究的發展，皆很有裨益。

　　這個時期出版的陶學專著有《陶淵明集》(王瑤編注，五六年北京作家出版社)。為了方便讀者，該書所收詩文分別按時間順序編排，并對內容作了簡明扼要的注釋：書首《前言》對陶淵明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進行了比較全面而中肯的評論，不僅可為初學者指示讀陶門徑，對研究陶學的專業工作者亦頗有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