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賞析

　　大致在魏晉以前，以儒家學說為核心，中國人一直相信人類和自然界都處于有意志的“天”的支配下。這一種外于而又高于人的個體生命的權威，在東漢未開始遭到強烈的懷疑。于是就迎來了個性覺醒的時代;在文學創作中，相應地有了所謂“人的主題”的興起。但個性覺醒，既是舊的困境與背謬的結束，又是新的困境與背謬的發現與開始。首先，也是最基本的，就是有限的個體生命與永恒的宇宙的對立。詩人們不斷發出哀傷的感嘆：“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古詩十九首》);“自顧非金石，咄唶令人悲”(曹植《贈白馬王彪》);“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阮籍《詠懷詩》)。人們在自然中感受到的，是無限存在對有限人生的壓迫。

　　但是，即使說困境與背謬注定要伴隨人類的全部進程(這是一個存在主義的觀念)，在不同的階段上，人還是要尋找不同的解脫方式。哪怕是理念上的或者是詩意上的，人也要發現一種完美的生命形態。所以到東晉末，在玄學的背景中，陶淵明的詩開始表現一種新的人生觀與自然觀。這就是反對用對立的態度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而是相反地強調人與自然的一體性，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這在他的這《飲酒》第五首之中，表現得最為充分而優美。憑著它那淺顯的語言、精微的結構、高遠的意境、深蘊的哲理，這首詩幾乎成了中國詩史上最為人們熟知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