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淵明所處的社會，正是晉宋之際，各種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異常尖銳復雜。

　　孫恩、盧循農民大起義動搖了司馬氏的統治基礎。統治階級內部，為了爭奪政權，叛亂迭起，北方少數民族的政權，也時時窺視著南方。兵連禍結，戰亂頻繁，勞動人民，乃至廣大的文人士大夫都處在禍亂之中。一些士大夫把官場視為畏途，稍有不慎，就可能招來殺身之禍。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要實現儒家“兼濟天下”的理想是不可能的。那么，崇尚老莊，歸隱田園，就成了一時風氣。陶淵明歸隱田園，正是受魏晉以來名士傳統的影響，尤其是受東晉士人清虛恬淡心態的影響，加之黑暗污濁的現實，和他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污的性格，從而形成了他“不慕榮利”、“忘懷得失”的人生態度。而歸隱田園，“獨善其身”，是他最理想的歸宿。這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社會風氣影響的必然結果。

　　連年的戰亂，給大批人帶來了不自然的死亡。人民、特別是文人士大夫出于對生命的強烈留戀，和對于死亡的無比恐懼，開始注意壽齡問題。各種宗教在這個問題上，也想盡辦法。

　　于是，道教想用人為的方法使人延年長壽(用煉丹求仙追求長生不老)，什么“長壽丹”、“寒食散”等物，盛行一時;而佛教則想用輪回的說教，解脫人們的迷惘。但是，佛教的說教，道教服食丹藥的求仙方法，很難讓所有的名士接受。吃長生不老之藥而斃命的情況時有發生，即使是未死的人中，也未能長壽。這樣，就引起了一些文人士大夫的懷疑，甚至否定。向秀《難稽叔夜養生論》中就說：“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余歲，下可數百年。未盡善也。若信可然，當有得者。此人何在?目未之見。此殆影響之論，可言而不可得。”嵇康的所謂“導養”，就包括“服食養生”，向秀說這是“影響之論可言而不可得”，是不能相信的。于是，士大夫中的一些人，轉而追求另一種藥物的滋補養生的作用——飲用藥酒，其中包括“菊花酒”。陶淵明是喜歡酒的。飲酒賦詩本是隱士的生活內容之一，酒與陶淵明有不解之緣。蘇軾曾說：“淵明之詩，篇篇有酒”，雖然有點夸張，但陶淵明好酒，陶詩中多涉酒字，卻是不爭的事實。可是，他并不是醉鬼，不像“竹林七賢”或“朝中名士”那樣“昏酣”。這在《飲酒詩序》中說得很明白：“余閑居寡歡，兼此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后，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他喜歡飲酒主要是閑居生活缺少樂趣，需要填補生活的空缺，每次痛飲之后，都要題詩以“自娛”。“酒醉”之后，還能夠寫詩，可見，并沒有真醉。正如蘇東坡評論他的“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時所說的“此未醉時說也，若以醉，何暇憂誤哉?”這說明他飲酒時不會昏酣狂醉。他的飲酒一是“寄酒為跡”(蕭統《陶淵明集序》)，二是飲用菊花酒以延年益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