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詩酒人生和對酒文化的獨特貢獻。他以酒排憂，以酒縱情，以酒解脫，在詩文創作中大量的表現飲酒。酒在其詩歌中成為普遍意象，使酒和文人精神生活發生了緊密而重要的聯系，酒在陶淵明的人生歷程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生活中的陶淵明是無夕不飲，視酒為情人、佳人。在《五柳先生傳》中陶淵明自稱“性嗜酒” ，把飲酒、讀書、彈琴、著文賦詩作為生命的幾件重要事件加以描述。此文雖短，但記述飲酒的一段卻是最長。他出仕為了“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歸去來兮辭序》)。生前以“家貧不能常得”而遺憾(《五柳先生傳》)，還想著自己死后還會因在世時“飲酒不得足”而抱恨(《挽歌辭三首》之一)。

　　一、忘憂情懷

　　文人借酒消愁是酒文化中重要組成部分，從文學作品中的愁因也能反映出文人的心里追求和生活狀況，陶淵明文學作品中的愁緒各異的忘憂酒，表明隱居之后他并沒有完全平靜和愉悅，內心依然受到政治、物質等因素的影響和困擾。

　　1.表現政治理想難以實現

　　中國古代文人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把治國安邦當做自己的理想，對國家和社會有強烈的責任感。但殘酷的社會現實往往與個人愿望相悖，他們更多的是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經歷人生的坎坷，飽嘗人間的辛酸，最后只能借酒消愁，短暫忘憂。

　　陶淵明自小受儒家思想的浸染，曾自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飲酒二十首》之十六)，有著遠大的理想和抱負。中老年以后，陶淵明對自己年青時的凌云之志也是絕不諱言，《雜詩十二首》之五中云“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 可是，東晉時期政治上的官員選拔主要實行門閥制度。一些高級士族控制了中央政權，形成了“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士族子弟形成世代相傳的貴胄，而寒門庶族子弟則失去了入仕的機會。陶淵明出身寒微，祖父只做過太守，父親的官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淵明幼年時便去世了，仕途之路的艱難可想而知。陶淵明曾做過江州祭酒、桓玄幕僚、劉裕參軍、彭澤縣令，但一生未被重用。陶淵明熟諳儒家學說，不僅有儒家的入世精神，而且也像儒家那樣重視個人的道德修養。只是不拘具體章句，顯得有些通脫而不拘泥。而當時政治黑暗、腐敗成風，清高守節的陶淵明不愿與他們同流合污，只能被別人排斥和打擊。

　　陶淵明因政治前途暗淡而隱逸，他心中的社會理想難得在現實中實現，人格理想難得在現實中保全有關，只得借酒消愁，這在他的《飲酒》里有好幾首都可以看作對這方面的真實書寫，對儒家社會理想的向往，對暴秦焚書坑儒的指斥以及對自己儒士形象的維護，都可以看出作為隱者的陶淵明，內心中依然有儒家人格被隱逸生活狀態所掩蓋而形成的一種缺憾的憂傷。現實世界與心中理想不相符合，多所謬誤，無奈中以酒消解，以酒來麻醉人格中敏感而脆弱的部分。

　　從陶淵明的這方面的詩歌中，也能反映出當時文人以酒避難的文化現象。魏晉南北朝時期，掌權者大殺異己，文人志士多遭迫害，許多人不敢多言，只能酩酊大醉，借酒避難，陶淵明《飲酒》詩歌第二十首末兩句：“但恨多謬誤，君當贖醉人。”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假如我講錯了，請官員們不要跟我一個罪人一般見識，饒我一條小命。《飲酒》詩第十三首說：“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關，發言各不領。”也能看出陶淵明飲酒是為了逃避迫害，借酒來韜晦避禍的，即使別人對自己有勸仕或迫害的意思，但自己既然常獨醉，自然彼此無法暢談，只有“發言各不領”了。

　　陶淵明的用酒韜光隱晦、躲避政治和人事上的迫害，不同于阮籍等人的酩酊大醉，不醒人事。他喝酒很少大醉，多是至于微醉，酒后還有意識、能走動。《五柳先生傳》中“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他喝酒總是一醉方休，喝醉了就退去了，從來不有意留下。酒后還能作詩，《飲酒二十首》既是酒后之作。陶淵明的隱居也是一種避難，飲酒和隱居相結合，共同為陶淵明構筑了一個安全和諧的世界，在這個 世界里，沒有殺戮，沒有迫害。

　　2、反映生活窘迫之憂

　　如果說陶淵明對政治的不滿與憂愁是源于精神理想的需求，可以作心理上的調整，那么無重要收入來源導致的生活窘迫狀況則是很難改變的。《與子儼等疏》中陶淵明回憶說：“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因家貧而四處舉債，足見陶淵明青少年時期生活的艱難。在《歸去來兮辭》序中，陶淵明自敘了他為官的經過與原因：“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倉無儲粟。……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于小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由此可見陶淵明做官也是因為家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