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云：“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者也。”“篇篇有灑”雖則夸張，但以酒大量地寫入詩，確以陶淵明為第一人。

　　陶淵明(365-427)，一名潛，字元亮，東晉時著名的田園詩人，魯迅稱他和李白“在中國文學史上都是頭等人物”。陶淵明對酒有一種特殊的偏愛，他曾以“五柳先生”自喻，“性嗜酒”(《五柳先生傳》)，求官的目的只是為了“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歸去來兮辭序》)，甚至為了種秫釀酒，不惜家人口食與妻子爭執。蕭統《陶淵明傳》載：“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因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注：秫，即今糯稻，有粘性，可釀酒;秔，同粳，較少粘性，不可釀酒。)

　　那么，陶淵明為什么如此嗜愛酒呢?陶淵明出身于一個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少時頗有豪氣，“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他志向遠大，希望通過出仕為官的途徑，能夠建功立業，實現“救蒼生”的宏愿。但是，他所處的時代，社會動亂不安，政治極端黑暗，門閥勢力嚴重，士庶界限非常嚴格，即使他曾祖父陶侃做過大司馬，但畢竟出身寒微，只是以武功致貴，他亦只能得到參軍、縣令等這樣的小官職。詩人面對這種黑暗的政治和險惡的政局，既無力去拔亂反正，又不肯同流合污，因而只好“逃祿歸耕”，走上“擊壤以自嘆”的道路，把隱居田園作為寄托生命的天地。從志在四海，到逃避官場，退隱歸田，這就是陶淵明一生的生活道路。這條道路就其本質來說，是一條消極反抗的道路。事實上，少年的豪壯使他追憶，家境的窮困使他煩惱，衰病的來臨使他苦悶，政治的黑暗又使他悲嘆，他雖然也想“無復獨多慮”、“聊乘化以歸盡”，但“履運增慨然”，消極歸隱并不能解決他思想中的矛盾。“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曹操《龜雖壽》)，面對殘酷的現實而又無可奈何，就只能用酒來逃避和麻醉了，于是飲酒就成了他勉強采取的一種消極逃避的手段，也成了陶詩中的一個重要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