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陶淵明的飲酒

　　陶淵明《飲酒》組詩共二十首,不特指的話,一般是指其中第五首:結廬在人境。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對于陶淵明的飲酒提問，歡迎閱讀！

一、“出仕”與“歸隱”

　　探討陶淵明的歸隱問題，需要先討論一下他的出仕問題。有的研究者認為，陶淵明出仕的一個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就是“為貧而仕”。這個觀點當然不是憑空臆測的無稽之談。因為，陶淵明確實屢申此意。他回憶自己剛剛踏入官場作州祭酒時說，“疇昔苦長饑，投來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意志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飲酒.十九》)回憶作鎮軍參軍時說，“此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飲酒·十》)在為彭澤令時說，“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于小邑。”(《歸去來兮辭·序》)這些都表述了他為貧而仕的情況。家貧，確實是事實。但是否就是他出仕的主要原因，甚至是唯一的原因呢?值得討論。

　　第一，陶淵明的出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走著一條曲折不平之路，或隱或仕的心倩是矛盾的。他幾度自免去職的行動，表明他決非為貧而仕。如果只是為解決生計而仕的話，既仕之君，將會心安理得地忠于職守，甚至可以投機專營，將不會牢騷滿腹。

　　第二，就陶淵明生活狀況看，出仕和歸隱大不一樣。他雖然說過，“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與子儼等疏》)“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革瓢屢空.”(《五柳先生傅》)但他畢竟窮得不至于達到衣食不給的程度，總還是“園蔬有年滋，舊谷猶儲今”的。然而歸隱之后，生活每況愈下，窮困潦倒。按照為貧而仕的觀點進行邏輯推理，應該是對出仕更急急以求。事實恰恰相反，寧可安貧守賤，也毫無再度出仕之想。

　　第三，如果認定是為貧而仕，也與他“大濟于蒼生”的壯志發生了矛盾。倘如陶淵明真的是為貧而仕，他豈不成了一個庸庸碌碌、一心為營得溫飽而奔波的俗人了?事實卻并非如此。從《飲酒·十》中可看出他為何而仕的真象。詩中的“似為饑所驅”的一個“似”字，就給為貧而仕打了折扣，而把出仕的真象隱含在其中。“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余。”出仕固然能對生活有所改變，但是，“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終于從罷官去職的行動，把“為貧而仕”之說給徹底否定了。不僅如此，詩人在貧與富的問題上，始終堅持“貧不悲戚，富不茍得”的原則，是非觀念是非常鮮明的。“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翁吾情。”(《飲酒·十六》)詩人抱著固窮守節的信念，堅持自己的節操，歷盡饑寒之苦。縱使悲風襲擊破屋，荒草長滿院庭，饑寒不能入睡，這些也沒有動搖詩人的信念。唯獨使詩人遺憾的，是已沒有象孟公能理解張仲蔚那樣的人來理解自己，自己的心情始終受到掩蔽而無處表白。《飲酒·四》中描寫的失群鳥，形象地表明了詩人的悲哀和愁苦。詩人的這種思想

　　感情，在其他詩文中也多有流露。例如，“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先師有遺訓，忱道不優貧。(《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可見，詩人為貧而仕，只是一種托詞，并非出仕的最主要的原因。

二、真”與“任真”與“真意”辨

　　《飲酒，五》，歷來是爭論最激烈的一首，原因在理解多異。歷代封建文人、資產階級文人，認為此詩這是陶詩中的精華，不但意境高遠，思想感情也絕妙，全盤肯定。近代有的論者認為，此詩表現了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閑情逸致，是陶詩中最消極的一首，是糟粕，全盤否定。吳云在《飲酒詩初探》中，對此詩給以充分的肯定，但結論仍認為此詩的主導思想是消極的。逮欽立把此詩作為陶淵明的'玄學觀的佐證，認為該詩是贊美隱逸的清幽閑適和人生的無為，是說教人們從自然中追求得意。究竟應該如何理解此詩呢?關鍵在于對此詩中“真”字的理解。

　　查陶淵明詩文，除此詩中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外，用了“真”字的還有五處:“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飲酒·二十》)“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感士不遇賦》)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勸農》)“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連雨獨飲》)這些“真”的基本意思是真率、自然、純樸、誠摯，是與虛偽、欺詐相對的。它體現了詩人崇真尚樸的思想。

　　陶詩中“真”的含義，一般研究者認為是出于《莊子·漁父篇》:“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我們不否認莊子思想對陶淵明的影響，但也不贊成囿于莊子。由于對“真”的解釋，越不出《漁父篇》所闡發的含義，所以一般看法便認為，此詩是贊美隱居的清幽閑適和人生的自然無為，所看到的詩人是一個為眼前景物所感發，快活得飄飄然的得意忘形的形象。初讀此詩，確實能使人產生上述感覺，然而細讀之，透過詩人的歡樂，卻令人感到那是一種苦惱的微笑，是一種極想到大自然中擺脫矛盾和痛苦昨心境。得意忘言并非是完全的主觀情意和客觀景物融為一體而高興得說不出話來的妙境，而是飽含著詩人飽經風霜后的萬千思緒和無限苦悶。有人把這種苦悶的微笑，理解為發自內心的歡樂，所以又導致把陶淵明欣賞自然景色的情趣，與王羲之在茂林修竹清泉激湍的蘭亭大擺晏筵，以致石崇這種門閥世族窮侈極欲的豪興混為一談，甚至把陶淵明的情趣和晉簡文帝司馬顯的情趣等同起來。顯然，這種言論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誠然，此詩寫了欣賞自然風光的喜悅心情，一種遠離世俗后的喜悅心情。它反映出詩人的心情是平靜的，境界也確乎是靜穆的。詩人帶著一種欣慰的心情，想到自己雖然結廬人境，但慶幸居然能避免那些高車馴馬的喧擾。‘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含蓄而幽默地闡述自己和上層的社會關系，即思想上遠離了上層社會，上層社會也就自然會遠離他。詩人通過采菊、見南山，通過觀察天色和飛鳥，通過一瞬間的感受，寫出自己找到人生歸宿的欣慰心情。這種欣慰是表層現象，實質是通過這種心境的表白，表現自己對“世俗久相欺”的社會的淡遠，對高車大馬的鄙夷、厭棄，對純樸自然的熱愛，對真率美好的向往。由此看出，《次酒·五》詩主要是批判和諷刺統治集團的奔走鉆營和無所不為的丑惡行徑，其主導方面是積極的，應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