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365?～427)，又名潛，字元亮，號五柳先生，尋陽柴桑(今江西彭澤)人。陶淵明生活在政治環境異常復雜的晉宋易代之際。其族望和家世，據《陶征君誄》云：

　　“嗟乎若士，望古遙集。 韜此洪族，蔑彼名級。”

　　這里所稱“洪族”是指陶淵明的曾祖大司馬陶侃而言。陶侃為晉代勛臣，故稱“洪族”。雖曰洪族，其實與南遷的北方累世士族相比，并不顯赫。陶侃就曾被人蔑稱“奚狗”，并長期被懷疑和監視。陶淵明以勛臣后裔而衰落為“寒門”，得不到應有的祿位，所以“ 韜此洪族，蔑彼名級”，可見其本出自世家而澤不及身。筆者以為，其遭遇與南北士族的身份不同有些關系。在門閥統治森嚴的東晉時代，身為庶族的陶淵明在“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擬古》)“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與“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兩種彼此矛盾的愿望中，徘徊于出仕與歸隱的人生道路。

　　公元393年，陶淵明29歲出任江州祭酒，不久便辭職。《飲酒》第十九首透露了他這次出仕的情況：“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陶認為“志意多所恥”是羞恥的行為，終以辭職。

　　晉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淵明入荊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當時桓玄掌握著長江中上游的軍政大權，野心勃勃圖謀篡晉。陶淵明便又產生了歸隱的想法，“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正是其當時的心情寫照。次年寫的《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中說：“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藕耕。投冠旋舊虛，不為好爵縈;養真衡門下，庶以善自名。”正值陶淵明猶豫之際，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借故回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