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酒詩以酒寄意，詩酒結合，使作者自然地袒露出生命深層的本然狀態，體現出一種獨特的審美境界。以下是小編整理的飲酒詩其十一 陶淵明，歡迎閱讀欣賞。

原文：

　　飲酒詩（其十一）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

　　屢空不蕕年，長饑至于老。

　　雖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

　　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

　　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

　　裸葬何足惡，人當解意表。

翻譯：

　　人稱顏回是仁者，又說榮公有道心。顏回窮困且短命，榮公挨餓至終身。雖然留下身后名，一生憔悴甚清貧。人死之后無所知，稱心生前當自任。短暫人生雖保養，身死榮名皆不存。裸葬又有何不好？返歸自然才是真。

飲酒詩二十首賞析

　　陶淵明《飲酒》詩二十首之作年，迄無定說。{1}鄧小軍先生“根據對《飲酒》序、詩，相關史事時地，以及相關修辭手法的考察，認為《飲酒》詩不是作于東晉而是作于劉宋”。并推定“陶淵明《飲酒》詩，作于永初三年秋分八月初十之后一段r期”。③筆者基本認同此一觀點，結合相關史料以及《飲酒》詩中語辭，進而認為《飲酒》二十首是淵明寫給摯友顏延之的勸諫語、勸慰詞，是陶顏之間體貼入微的關懷、關切，從中尤可見出淵明對延之的一片良苦用心。{4}延之在《陶靖節征士誄并序》中具體記載了二人談話的情況，淵明二十首《飲酒》詩則是二人談話主題以及主要內容的詩體、詩意表述。另，《停云》詩的主旨，亦當與延之相關，其作年當在宋景平元年（423）春。

一、《飲酒》詩創作時間補證

　　陶淵明《飲酒》二十首序云：

　　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后，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5}

　　鄧小軍先生“據《宋書》紀傳、謝靈運《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詩》及陸游《入蜀記》自建康溯江抵達江州需時22日，可知顏延之自京貶始安郡路過江州，是在宋永初三年八月八日左右；《飲酒》序‘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指近來秋分八月初十以后夜比晝長――德恒按：比，亦有版本作秋）。偶有名酒，無夕不飲’，與延之‘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日期、事實相合；《飲酒》當作于永初三年秋分之后”。{1}鄧氏又云：“名酒價格昂貴，陶淵明棄官歸隱之后躬耕自養，經濟不會寬裕，哪得名酒？更哪得大量名酒以致可以‘無夕不飲’？而《宋書陶潛傳》所載顏延之出為始安（今廣西桂林）太守經過江州（今江西九江），‘日日造潛’，‘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顯然，顏延之這一罕有的饋贈，甚有可能是陶淵明獲此大量名酒的來源”。“試問：陶淵明的后半生，乃至人的一生中，秋分時日獲得大量名酒之饋贈，能有第二次否”？③

　　筆者認同鄧氏對《飲酒》詩作年的考定，并認為淵明《飲酒》詩確與顏延之有關，但是并不認為淵明大量美酒是由延之臨別所贈“二萬錢”所致，而是認為大量美酒本即延之所攜，《飲酒》詩并非作于延之既去之后，而是作于陶顏樂處之時，這是筆者與鄧氏的主要分歧所在。簡要考論如下。

　　第一，由《飲酒》序中“偶有名酒”句，可知此名酒必非尋常途徑得來。據《宋書陶潛傳》：“親老家貧，……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p，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p。”{4}《禮記月令》：“乃命大酉（音縮。大酉，酒之官長也），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六者盡善，更得醯漿，則酒人之事過半矣。”{5}據此知，即使是淵明尚為彭澤令，尚能役使人吏時，其所飲之酒的尋常、慣常之來源，亦是種秫稻以自釀，淵明令吏將公田悉種秫稻，其用意便是以之為釀酒的原材料。⑥那么，淵明“閑居”之際，絕無驟得大量名酒之可能。有之，則必為非常之人造訪時所攜來者。

　　第二，據《宋書陶潛傳》：“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7}此固可見淵明之真率，然更可見者，乃是淵明對世俗普通“造之者”的厭惡。而《飲酒》序中卻分明說：“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后，輒題數句自娛”，且“紙墨遂多”，更“命故人書之”，由此可見，攜大量名酒造訪淵明之故人必是與淵明莫逆情款、心靈相契者。若為一般訪客，竊恐淵明或婉轉謝曰“卿可去”，或剛拙乃至“麾而去之”也，豈復有此纏綿往復情致耶？

　　第三，陶序稱“聊命故人書之”，亦含深意。據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九：“謝I字符暉，陳留人。官至吏部尚書。風華黼藻，當時獨步，草書甚有聲。草殊流美，薄暮川上，馀霞照人，春晚林中，飛花滿目。……顏延之亦善草書，乃其亞也。”{8}可見延之雖書法不及小謝，但已入高品。又，其所擅為草書。筆者所以懷疑淵明“聊命故人書之”有深意存焉亦在此，即：一來草書龍飛鳳舞，非專于此道者不易解之。淵明二十首《飲酒》詩盡是對晉宋易代之際政治態勢之看法，盡是對“故人”前程、出處甚至命運的真誠關懷、關切，盡是對摯友真摯的規勸、勸諫，此是淵明與“故人”間的私密，自不當為他人知曉。以此而論，“故人”為顏延之的可能性極大。二來如果淵明“聊命故人書之”是指命顏延之書寫《飲酒》詩，那么這正是再次令延之將自己的規勸、勸諫銘刻于心，以免致禍難全之意。

　　第四，關于顏延之出守始安之年，鄧小軍先生考定為永初三年（422）秋，{1}此處再增補一證以實其說。據梁昭明太子蕭統所撰《陶淵明傳》，“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后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后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彌日不得”，此頗可留意。此處之“弘”指江州刺史王弘，據《宋書王弘傳》，“（義熙）十四年，遷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至州，省賦簡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加散騎常侍。以佐命功，封榮華縣公，食邑二千戶。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③據此可知，既然王弘永初三年入朝，那么他“欲邀延之坐”之下限即為永初三年。此可補證鄧氏所考延之出守始安是在永初三年的結論。

　　綜上可知：第一，淵明大量名酒之來必為非常之遺，而延之具此饋贈之財力；第二，淵明大量名酒之飲必為非常之人，而延之與淵明情款神契，相好莫逆，具此特殊之身份；第三，延之素質、身份恰與《飲酒》詩序言“聊命故人書之”中的“故人”相符；第四，通過對王弘經歷之考論，可知顏延之出守永安之下限即在永初三年。正因為顏延之是在政治昏暗、朝局復雜的時期一麾出守，其所親者或貶或戮，所疏者柄政當軸，延之自身前途亦殊難逆料，道經潯陽，淵明得無戒之乎？延之能無請教乎？但，畢竟陶顏所談為隱蔽事、私密事，故陶《飲酒》序出言“閃爍”：名酒之來，不敘始末{4}；故人為誰，不道甲乙；醉后題詩，諱無詮次。然飲至于復醉，醉后尚能題詠，此豈真醉之人耶？于茲可見淵明序辭之閃爍，實是欲吐還吞、實有不得已之苦衷、深衷。概言之，陶顏交誼，以及顏延之于永初三年倉皇出守，在潯陽與淵明相會、相談，這是淵明《飲酒》詩的創作觸媒及創作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