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的陶淵明本有“大濟蒼生”之志，可是，他生活的時代正是晉宋易主之際，東晉王朝極端腐敗，對外一味投降，安于江左一隅之地。統治集團生活荒淫，內部互相傾軋，軍閥連年混戰，賦稅徭役繁重，加深了對人民的剝削和壓榨。在國家瀕臨崩潰的動亂歲月里，陶淵明的一腔抱負根本無法實現。同時，東晉王朝承襲舊制，實行門閥制度，保護高門士族貴族官僚的特權，致使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沒有施展才能的機會。像陶淵明這樣一個祖輩父輩僅做過一任太守一類官職，家境早已敗落的寒門之士，當然就“壯志難酬”了。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權貴，因而和污濁黑暗的現實社會發生了尖銳的矛盾，產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義熙元年(405)，他堅定而堅決地辭去了上任僅81天的彭澤縣令，與統治者最后決裂，長期歸隱田園，躬耕僻野。

　　他雖“心遠地自偏”，但“猛志固常在”，仍舊關心國家政事。元熙二年(420年)六月，劉裕廢晉恭帝為零陵王，改年號為“永初”。次年，劉裕采取陰謀手段，用毒酒殺害晉恭帝。這些不能不激起陶淵明思想的波瀾。他從固有的儒家觀念出發，產生了對劉裕政權的不滿，加深了對現實社會的憎恨。但他無法改變、也不愿干預這種現狀，只好借助創作來抒寫情懷，塑造了一個與污濁黑暗社會相對立的美好境界，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與美好情趣。《桃花源記》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原文：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余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間隔 一作：隔絕)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后遂無問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