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提起唐詩，大多數人往往會駐足于盛唐之際，頗有興味兒地品談起李杜王孟之作，竭盡言辭地贊美，有時還會在驚嘆盛世繁華之余感傷起晚唐之風，悲嘆盛世一去不返的時代。然而很少會有人將目光停留在初唐詩這個陽光最早照射到的角落，即使了解的也不過是“王楊盧駱”之類，但要知道他們不過是初唐詩的代表之一而已，初唐詩的價值并不僅限于這四人的作品本身，而是他們與其他同時代的詩人們共同創造出的一種新氣象—打破了六朝創作遺留的陰霾，于驚嘆聲中迎來了新時代的黎明。正是初唐詩的出現為而后眾多詩人的創作豎清了旗幟，它以激昂進取的時代精神于不經意間抹去了六朝宮體詩中的靡靡之音和虛華之辭。在我看來，初唐詩便是那個時代詩文創作當之無愧的引路人。

　　初唐介于朝代更替的一個緩沖地帶，免不了要受到前朝之風的影響，因而六朝宮體詩以及后來上官體的創作方式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給初唐詩的創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六朝盛行的宮體詩以描寫女性生活為主，但情感的淡化和內容的浮淺是這類詩的一大缺憾，不免令人產生艷俗之感。如：“楊柳葉纖纖，佳人懶織X。正衣還向鏡，迎春試卷簾。摘梅多繞樹，覓燕好窺檐。只言逐花草，計較非應嫌。”（蕭綱《春歸情詩》）。以及“蕩子從游宦，思妾守房櫳。塵鏡朝朝掩，寒衾夜夜空。若非新有悅，何事久西東。知人相憶否，淚盡夢啼中”（蕭綸《代秋胡婦閨怨》）。這些詩雖用詞華麗，語言精巧，不乏動人之處，但經仔細玩味后也不過是對獨守空閨，高樓懷怨一層意思的推衍而已。其本質上缺失了靈魂。因此聞一多先生曾評論宮體詩為“沒筋骨”，“沒心肝”，“在當時可說是一種不自主的，虛偽的存在，真所謂‘萎靡不振’”（?唐詩雜論.宮體詩的自贖?第10－1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直至后來隋末唐初盛行的“上官體”也不免著眼于表現宮廷生活的浮華，空虛，以至視野狹隘，格調柔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