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前,文學研究主要以兩種方式進行,一為文獻考訂,一為詩文評點(像《文心雕龍》這樣的著作不惟空前,而且絕后)。近代以后,從王國維先生開始,古代文學研究才引進西方的研究方法,從而形成了考據、評點、西化研究三足鼎立的研究局面。到了上世紀50-60年代,西化的研究方式占據了絕對優勢的地位,考據還因其有現實的需要而若存若亡,評點式的研究則已退化成為“鑒賞”而可有可無了。論者甚至以康德不懂審美卻寫出了曠代美學巨著而為自己不懂審美辯護。
80年代以來,由于對西化研究方法的反思,古代文學研究出現了不大不小的“回歸”熱。階級分析的方法確實已很難被正式發表的文章所運用,鑒賞辭典鋪天蓋地,考據被重新確立了其重要地位。三者的位置進行了調整。考據恢復了它的重要地位;西化研究換上了社會學、文化學的招牌,理論上更新換代了,原型批評、結構主義、闡釋學、文化人類學紛紛登場;只有“鑒賞”,仍然被相當多的研究者看作可有可無,而且被認為是文學研究中不“科學”的標志。
用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古代文學,過去成績不大,現在成績如何,依然是個爭議很大的問題。不過,用西方理論很容易出成績,對于評職稱比較有利。而考據,或稱文獻學的方法,作為古代文學的基礎,是極其重要的,也是知人論世的需要,但考據并不是文學研究本身。
原來文學研究還是需要“悟”的。和其他的學科科學研究不同,文學研究從來是先有結論,后有分析;而不是先有分析,后有結論。當然這種結論,是審美直覺的結論,而非理論的先入之見。占有充分的準確的材料,是文學研究的基礎,不過文學研究所用的材料本身有等級之分的。一般的已失去文學生命力的文學作品及相關史料可稱為“材料”,而把仍具生命力的文學作品也稱為“材料”就不合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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