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子傳》(卷二)中記載了關于崔顥的一則小故事：初，李邕聞其才名，虛含邀之。顥至獻詩，首章云：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入。據《唐代詩人叢考》中記載，東家王昌在南朝樂府中已見。崔顥詩中舞愛前溪綠，歌憐于夜長，也是用的南朝樂府曲調的典故。難怪胡應麟評說：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是樂府本色語，李邕以為小兒輕薄，豈六朝諸人制作全未過目邪?可見，六朝中南朝樂府與盛唐詩人之間亦聯系緊密。

　　下面筆者就形式與內容兩方面，分析南朝樂府與盛唐詩風之間的同中之異和異中之同。

　　一、形式

　　先說寫作人稱。南朝樂府一般是以女性口吻吟出的。首先作為主體部分的吳歌、西曲的本辭，就是女子吟出的；其次，有些曲調雖為男子首創，流行至民間后產生的作品亦為女子口吻；再者，有些歌曲本不為男女交往而作，但在民間流行過程中，深化為以女子口吻吟詠男女交往。盛唐詩人在創制樂府詩時，亦有借女性口吻來敘述，如李白的《長干行》二首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十五始展眉，愿同塵與灰，嫁與長干人，沙頭侯風色，那作商人婦，愁水復愁風，但是多見出詩人自己的影子。

　　再來看表現手法。大量運用雙關語，是南朝民歌尤其是吳歌的顯著特點。雙關語又可分為同音異字的如藕→偶，蓮→憐，以及絲→思，碑→悲，籬→離等；同音同字的，如布匹之匹雙關匹偶之匹，以黃連之芳雙關相思之芳等。這些雙關語的恰當運用使得語言更加俏皮活潑，表情達意更加含蓄委婉，相比之下盛唐詩人則更傾向于用典。比如儲光羲的《采蓮詞》中采采乘日暮，不思賢與愚中采采即源于《詩經·罘已》：采采罘己，薄言采之。李白《子夜歌·春歌》中就引用《陌上桑》采桑女秦羅敷力拒使君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