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是個悲劇人物。他重氣節、有志向。博通經史，關心時事，以圖強國。21歲那年中進士，沒想到剛剛踏入仕途，便卷入了一場沒完沒了的風波之中。

　　蘇軾做主簿、簽判一類地方的時候，王安石任參知政事，推行新法。蘇軾反對“新法”。他寫了幾篇文章如《商鞅論》、《擬進士廷試策》，或是借古喻今，含沙射影，或是借題發揮，旁敲側擊，而在《上神宗皇帝》萬言書中則是公開的全面攻擊了。

　　王安石是敬重蘇軾的，認為蘇軾“乃當今奇才”。雖然，蘇軾和他政見不同，但王安石畢竟是王安石，他和蘇軾的交情依舊。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一些新王安石的人不停地在打蘇軾的小報告，在王安石的耳邊添油加醋地“如此這般”、“這般如此”。“三人成虎”，王安石便也有些相信了。待皇上問“可用蘇軾時”，王安石說：“如果要推行新法，就不能重用蘇軾”。蘇軾呢，也感到京城難呆，便再三請求外調。之后幾年，他做過通判杭州、密州、湖州等地的知州。待王安石罷相，追求高厚祿的投機者越來越多地混入變法派。嚴肅的斗爭部分地變成了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傾扎和報復。蘇軾成了其中的不幸者。諫李定等人摘出他一些諷刺新法的詩句，加以彈劾，他被捕入獄，這就是有名的“烏臺詩案”，過了七年，司馬光等舊黨上臺，蘇軾雖未能完全消除對王安石變法運動的敵意，但又不滿于司馬光舊黨集團的倒行逆施、舊黨中的一些人便把他看作第二個王安石，他在舊黨中也無法容身，于是又請外調。到宋哲宗執政、新黨再度上臺，蘇軾的日子一天比一到難過，一貶再貶，從惠州直到遙遠偏僻的海南島，后死在遇赦北歸的途中。

　　蘇軾的過錯：一是在于他敢講真話，他自稱“言必中當世之過”，說自己作文“皆欲酌古以御今，有意乎濟世之實用”。他欽慕屈原、諸葛亮那樣經世濟時的人物，想做一個風節凜然、敢作敢為的儒者；二是小人作怪。蘇軾才華過人，正所謂“木秀于林，風必摧之，行高于眾，眾必非之”。他對王安石有意見，對司馬光有看法，那些伺空獻媚取悅，以謀榮升的小人們看得清清楚楚。等到時機已到，或說蘇軾非議新法、譏蔑王安石，或說蘇軾不滿舊黨，痛罵司馬光等等。最典型的事例是有人向皇上反映道：“蘇軾四年前護送父親靈柩回川妄冒公差，往還以舟載物，販賣私鹽”，皇上將信將疑，命人查辦，均無所得時，轟動一時的“蘇案”才算了結。可惜，蘇軾無辜蒙冤，閉門待罪，心有怨氣而無可奈何。

　　蘇軾才高德重，卻不善走“鋼絲”，那樣為求活而求活，對他來說很難活著，就算勉強活著，也會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值得。

　　生命，有相同的開端和相同的歸宿，不盡相同的是生命的過程。這其中，有崇高、有偉大、有卑劣、有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