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唐詩》第一百八十五卷的《李白集補遺》中，收錄有一首《上清寶鼎詩》：我居清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

　　現(xiàn)在通行的《李白集》，一般也因此將其作為一首佚詩，輯錄于集后的《詩文拾遺》中。對于這首詩之真?zhèn)危宕蹒f過：“按此詩首二句，亦似觀化之后所言，非生前所作而遺逸者。疑其出自乩仙之筆，否則好事者為之歟？”（卷三十六，P1650）這里，所謂“觀化之后”，是指人死了以后。對于王氏此言，學(xué)術(shù)界一方面應(yīng)者了了，另一方面一般也只是因襲王說，而未有發(fā)揮。安旗先生主編的《李白全集編年注釋》在輯錄此詩后所加的按語中，引述王說，并以“王說是也”加以肯定，除此之外，則未置一詞。詹ｙīｎｇ＠①先生主編的《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在此詩后所加按語中這樣說：“王說或為得之，然乩仙云云，卻涉荒誕不經(jīng)。”（第8冊，P4519）這里，詹ｙīｎｇ＠①師比安旗先生顯然進了一步，一方面批評王琦疑此詩為“乩仙之筆”是“荒誕不經(jīng)”，而似同意是“好事者為之”，另外亦惜乎未能再作更深一層的探討。檢討王琦所言，他否定此詩為李白所作，又進而推測其出自“乩仙之筆”，或“好事者為之”。但是，王琦的這一結(jié)論并非立足于確鑿證據(jù)的基礎(chǔ)之上，而只是基于閱讀印象所作出的判斷，缺乏細致的考察，因此難免過于草率，而未足以使人信服。同時依據(jù)王琦所言，我們對于這首詩的作者似乎也已經(jīng)無從考索了。實際上，斷言此詩不是李白所作，是有確鑿的證據(jù)的；而且其作者也是有名可考的——他就是宋代大詩人蘇軾。下面試詳為說之，不足之處，尚乞方家予以批評、指正。

　　根據(jù)現(xiàn)有文獻，最早將此詩視為李白所作者，是宋代的黃伯思。在所撰的《東觀馀論》卷上《論書六條》的第五條中，他這樣說：“‘我居清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太白詩也。”這里，黃伯思明確指出了此詩為李白所作。然而，黃氏雖作此說，就如同王琦否定此詩為李白所作一樣，對其持論之理由與依據(jù)卻并未作任何說明。在《東觀馀論》指出此詩為李白所作之后的很長時間內(nèi)，這一說法并未引起人們的注意。我們從宋元其他文獻資料中，也未見到有人提起《東觀馀論》中所記的此則內(nèi)容。一直到了明代，胡震亨在《李白通》中才注意到黃氏此說，并援以為據(jù)，并在《李詩通》卷二十一的《附錄》中，將這首詩輯錄其中而題以《上清寶鼎詩》。《全唐詩》卷一百八十五《李白集補遺》也是據(jù)《東觀馀論》而輯錄的，也題以《上清寶鼎詩》。但是對此詩細加分析，我們不免疑竇叢生。疑問之一，此詩在內(nèi)容上意脈模糊不清，頗不完整，不僅給人有頭無尾之感，詩句間也并不連貫。詩中作者以“君”、“我”對舉，又說“度君多少才”，這與詩題《上清寶鼎詩》顯然不合。如果把“我”看成是作者自指的話，那么，“君”又該作何指呢？這一點按照詩題來尋求，也難知所云，不得其解。疑問之二，此詩從形式上看，既非古詩，又非近體，音律上也較為混亂，讀來頗覺不類。疑問之三，此則資料出于《東觀馀論》中《論書六條》，檢其他五條資料，內(nèi)容上皆為論書，只有這一條則是論詩，內(nèi)容與論書毫無牽涉，置于“論書”之中顯然不合適。所有這些疑問歸結(jié)起來，使我們不能不對黃伯思《東觀馀論》的說法產(chǎn)生懷疑。而后世在收集李白佚詩或整理《李白集》的時候，僅憑借《東觀馀論》中這則疑問頗多的資料，未作仔細辨別即引以為據(jù)，盲目信從，將此詩作為李白的佚詩輯錄，這不僅使上述疑問未能得到解決，而且使得問題又進一步復(fù)雜化。

　　把《蘇軾集》中所存這首《李白謫仙詩》與黃伯思《東觀馀論》中所引詩句加以對照可以看出，蘇軾集中所錄者無疑是一首完整的詩，《東觀馀論》所引者僅為《李白謫仙詩》的第一、二與九、十、十一、十二共六句，只是節(jié)錄了全詩的一部分。就二者的共同部分而言，除了個別字上有差異外，余皆相同。《東觀馀論》所引“我居清空表，君處紅埃中”之“表”、“處”、“紅”，以及“仙人持玉尺”中之“仙”，《李白謫仙詩》則分別作“里”、“隱”、“黃”與“佳”。對于這幾處差異，細加體會，我們覺得也應(yīng)以《李白謫仙詩》為是。通過兩者的對比，可以肯定地說，《東觀馀論》所引的《上清寶典詩》，原是出自這首在蘇集中題作《李白謫仙詩》之中的。從黃伯思只是節(jié)錄全詩的一部分來看，他似乎并未見到這首詩之全體。這就使我們自然生出了這樣一個疑問：這首詩究竟應(yīng)如黃伯思《東觀馀論》中所說為李白所作，并題為《上清寶鼎詩》，還是應(yīng)為蘇軾所作而題為《李白謫仙詩》呢？抑或像王琦說的那樣是“乩仙之筆”或“好事者為之”的呢？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需要從蘇軾詩集中對此詩的著錄說起。

　　由上述對著錄《李白謫仙詩》的蘇集版本所進行的考察，可以看出，自明代起，這首詩即被各本蘇集所輯錄。據(jù)此，應(yīng)當(dāng)說此詩是很有可能為蘇軾所作的。而且依據(jù)這一結(jié)論，先前我們關(guān)于此詩的一些疑問，即可豁然冰釋，得到圓通、合理的解釋。首先，從內(nèi)容上說，這首詩是蘇軾表達對李白的贊賞之情與追隨之意的詩。詩中之“君”、“我”也者，按照此詩為蘇軾所作的結(jié)論，則所謂“我”者，指的是蘇軾；所謂“君”者，指的則是李白。另外，在這首《李白謫仙詩》中，整首詩意脈完整，讀來暢達無滯。再從用韻上看，此詩前四句一韻，中間六句一韻，后六句又一韻，也毫無問題。凡此種種，皆可說明此詩應(yīng)為蘇軾所作。當(dāng)然，對于這一點，我們現(xiàn)在尚不能斷言，還有幾個疑點需要討論：其一，程氏《重刊蘇文忠公全集》將此詩錄于《續(xù)集》是否可靠？其二，如何看待將此詩視為蘇軾所作而產(chǎn)生的與《東觀馀論》記此詩為李白所作二者之間的矛盾？其三，對于這首詩有無可能如王琦所說的那樣是“乩仙之筆”或“好事者為之”而誤入蘇軾集中，也需要討論。

　　我們先來討論第一個問題，即著錄此詩的程氏《續(xù)集》本是否可靠。前已指出，這首《李白謫仙詩》，不是出自于《東坡六集》中之《東坡集》或《東坡后集》，我們從現(xiàn)存元代所修的宋刊本《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中，也未看到對此詩的著錄。這首詩所從出的程氏《續(xù)集》本所依據(jù)的宋代《東坡備成集》、《類聚東坡集》、《東坡大全集》之類的分類合編本，不像《東坡六集》那樣在蘇軾晚年行世前，曾經(jīng)由他親手校訂過，而是因為出于坊刻，故而存在不少舛謬訛誤之處。南宋時胡仔甚至感嘆地說：“東坡文集行于世者，其名不一，惟《大全》、《備成》二集詩文最多，誠如所言，真?zhèn)蜗喟搿！保ê蠹?8,P211）這樣，依據(jù)《大全》、《備成》諸集而輯成的《續(xù)集》自然可能有不少的問題，有一些重出之作與偽篇羼入了其中。清代學(xué)者查慎行在其《蘇東坡先生編年詩補注》中，遂從程氏《續(xù)集》中查出了90首在本集中他處已出現(xiàn)過的重出之詩，列于編末，單獨地編為四十九、五十兩卷，而這首《李白謫仙詩》即列于90首之中。查慎行還在這首詩后加了按語，他說：

　　慎按：《東觀馀論》云：“‘我居清空里，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太白詩也”云云。黃伯長（按，長應(yīng)作思）但摘此六句而不載全篇。檢《太白集》，乃無此詩。今據(jù)《東觀馀論》，改編此卷。

　　再說第二個問題。我們認為，黃伯思《東觀馀論》以此詩為李白作，其中應(yīng)有訛誤，未足以信從。首先從《東觀馀論》的編輯、流傳過程來看，據(jù)《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一十八《〈東觀馀論〉提要》，《東觀馀論》是黃伯思死后由其子黃＠②編輯的。該著初編時共十卷，而今本所存僅有二卷。由此可見，《東觀馀論》在編輯時或后來的流傳過程中曾發(fā)生過訛亂的情況。這種情況的產(chǎn)生，在四庫館臣看來，是由兩個因素導(dǎo)致的：其一，《東觀馀論》曾經(jīng)經(jīng)歷過“傳寫合并”。其二，黃＠②在編輯乃父遺著時“于其未定之說，有所去取”。應(yīng)該說，這種推測是頗合于情理的。果如是，則《東觀馀論》自然難免會有他人之誤說羼入其中。同時，既然黃伯思之子黃＠②“于其未定之說，有所去取”，這也告訴我們，黃氏之學(xué)雖有淹通淵博之稱，但也不免有駁雜的一面。這樣，黃氏之所得于道聽途說者蓋有以入之，而其子黃＠②或因受學(xué)識所限，所去未必皆中肯綮，至于有些訛誤未能發(fā)現(xiàn)而編入《東觀馀論》中。（注：事實上，《東觀馀論》所記此詩，之所以只是對《李白謫仙詩》原詩并不連貫的節(jié)錄，顯然是黃氏誤記造成的，這似可說明《東觀馀論》中有得之于道聽途說者。）意者此詩之出于《論書六條》，即當(dāng)是由于“傳寫合并”或黃＠②“去取”過程中出現(xiàn)的訛誤所致，將本不屬于論書內(nèi)容的此則資料誤編入其中。倘如是，則所謂《論書六條》之題，即當(dāng)是黃＠②編輯時所擬，而非黃伯思原著中所自有。既然這樣，黃伯思雖著錄了這首詩，但并不能證明此詩為李白所作。

　　由以上所考，我們可以得出結(jié)論，《東觀馀論》記此詩為李白所作，這應(yīng)有訛誤，故不足以信從（這樣，查慎行《蘇東坡先生編年詩補注》以《東觀馀論》為據(jù)，列此詩于“他集互見”之中，便也同樣不足以否定《李白謫仙詩》李蘇軾所作的了）。

　　再看第三個問題，即此詩有無可能確如王琦所推測的那樣出自“乩仙之筆”或“好事者為之”，而在后來又誤入《蘇軾詩集》之中？這種情況也幾乎是不可能的。首先，所謂“乩仙之筆”，誠如前引詹師所云是“荒誕不經(jīng)”，不須討論。其次，細讀《李白謫仙詩》，可以體會到是兩位精神境界與追求頗為一致的人所進行的心靈交流。“我”雖對“君”懷有贊賞之情及追隨之意，但并非頂禮膜拜，詩中的“我”，同樣有著如李白那樣超卓的追求，這從詩的字里行間所滲透的精神意蘊和情感內(nèi)涵中可以感受到。這種內(nèi)容顯然遠不是迷信神仙者之“乩仙”之詞所能比擬，也同樣不可能是好事者拙劣的模仿所能達到的。拙劣的模仿者常常是依葫蘆畫瓢，詩中沒有主體精神生命的滲透，因此毫無生氣，讀來味同嚼蠟（前引宋代詩話、筆記所記《上清寶鼎詩》二首即是如此）。其三，我們從蘇軾詩詞那里常可看到在意境方面與《李白謫仙詩》相類似的情形。如蘇軾《水調(diào)歌頭》一詞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fēng)歸去，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幾句，便頗與《李白謫仙詩》中“欲乘明月光，訪君開素懷。天杯飲清露，展翼登蓬萊”幾句在意境上有神似之處。類似情形在蘇軾其他詩中也常可見到。另外，細加體會，此詩內(nèi)含有風(fēng)趣幽默之致，與蘇軾詩中常常表達的高逸蕭散之精神追求是相一致的。這也頗能說明問題。因此，王琦疑這首《李白謫仙詩》是“乩仙之筆”或“好事者為之”，是不能成立的。

　　綜上所考以觀之，我們認為，作為一首有深切的情感底蘊的詩，在只有《東觀馀論》和蘇軾詩集著錄此詩、且蘇集所錄更為完整而《東觀馀論》所記又有訛誤的情況下，把《李白謫仙詩》看成是蘇軾所作，無疑是更具說服力、也更合乎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