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蘇軾，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偉大詩人蘇軾又怎樣傳奇的一生呢?我們?yōu)榇蠹曳窒淼奶K軾生平經(jīng)歷 ，歡迎大家閱讀!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學傳統(tǒng)，祖父蘇序好讀書，善作詩。父親蘇洵是古文名家，曾對蘇軾和其弟蘇轍悉心指導。母親程氏有知識且深明大義，曾為幼年的蘇軾講述《后漢書范滂傳》，以古代志士的事跡勉勵兒子砥礪名節(jié)。當蘇軾21歲出蜀進京時，他的學識修養(yǎng)已經(jīng)相當成熟了。

　　蘇軾學識淵博，思想通達，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圍中如魚得水。蘇轍記述蘇軾的讀書過程是：“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 ……后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蘇軾不僅對儒、道、釋三種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認為它們本來就是相通的。他曾說“莊子蓋助孔子者”，莊子對孔學的態(tài)度是“陽擠而陰助之”(《莊子祠堂記》)。他又認為“儒釋不謀而同”、“相反而相為用”(《南華長老題名記》)。這種以儒學體系為根本而浸染釋、道的思想是蘇軾人生觀的哲學基礎。

　　蘇軾服膺儒家經(jīng)世濟民的政治理想，他22歲中進士，26歲又中制科優(yōu)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奮厲有用世之志。他為人坦蕩，講究風節(jié)，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進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實際效果，他在王安石厲行新法時持反對態(tài)度，當司馬光廢除新法時又持不同意見，結果多次受到排斥打擊。他在外任時勤于政事，盡力為地方上多做實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滅蝗救災，抗洪筑堤，政績卓著。甚至在貶到惠州后，他還捐助修橋二座。只要環(huán)境允許，蘇軾總是盡力有所作為。然而蘇軾一生仕途坎坷，屢遭貶謫，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44歲時遭遇“烏臺詩案”，險遭不測。晚年更被一貶再貶，直到荒遠的海南，食芋飲水，與黎族人民一起過著艱苦的生活。蘇軾對苦難并非麻木不仁，對加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來順受，而是以一種全新的人生態(tài)度來對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窮的堅毅精神、老莊輕視有限時空和物質(zhì)環(huán)境的超越態(tài)度以及禪宗以平常心對待一切變故的觀念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做到了蔑視丑惡，消解痛苦。這種執(zhí)著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蘊含著堅定、沉著、樂觀、曠達的精神，因而蘇軾在逆境中照樣能保持濃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創(chuàng)作活力。

　　蘇軾平生受到兩次嚴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歲那年因“烏臺詩案”而被貶至黃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歲時被貶往惠州，62歲時貶至儋州，到65歲才遇赦北歸，前后在貶所六年。蘇軾去世前自題畫像說：“問汝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就其政治事業(yè)而言，這話當然是自嘲。但對文學家的蘇軾來說，他的蓋世功業(yè)確實是在屢遭貶逐的逆境中建立的。雖說蘇軾早就名震文壇，貶至黃州后且因畏禍而不敢多寫詩文，但黃州時期仍是他創(chuàng)作中的一個高峰。散文如前、后《赤壁賦》，詩如《寒食雨二首》，詞如《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名篇都創(chuàng)作于此時。蘇軾被貶至惠州、儋州時，已是飽經(jīng)憂患的垂暮之人，但創(chuàng)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藝術上進入了精深華妙的新境界。貶謫生涯使蘇軾更深刻地理解了社會和人生，也使他的創(chuàng)作更深刻地表現(xiàn)出內(nèi)心的情感波瀾。在宋代就有人認為貶至海南并不是蘇軾的不幸，逆境是時代對這位文學天才的玉成。

　　自然與雄放 兼收并蓄的藝術氣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議論文 敘事、抒情、說理三種功能的完美結合 辭賦和四六

　　蘇軾的文學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韓愈和歐陽修對古文的貢獻，認為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潮州韓文公廟碑》)，又認為歐陽修 “論大道似韓愈”、“記事似司馬遷”(《六一居士集敘》)，都是兼從文、道兩方面著眼的。但是蘇軾的文道觀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獨特性。首先，蘇軾認為文章的藝術具有獨立的價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文章并不僅僅是載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現(xiàn)功能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形態(tài)：“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達之于口與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蘇軾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規(guī)律，例如“日與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蘇軾主張文章應像客觀世界一樣，文理自然，姿態(tài)橫生。他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生動性，反對千篇一律的統(tǒng)一文風，認為那樣會造成文壇“彌望皆黃茅白葦”般的荒蕪。

　　正是在這種獨特的文學思想指導下，蘇軾的散文呈現(xiàn)出多姿多采的藝術風貌。他廣泛地從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藝術營養(yǎng)，其中最重要的淵源是孟子和戰(zhàn)國縱橫家的雄放氣勢、莊子的豐富聯(lián)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風格。蘇軾自謂：“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評文》)他的自我評價與讀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蘇軾確實具有極高的表現(xiàn)力，在他筆下幾乎沒有不能表現(xiàn)的客觀事物或內(nèi)心情思。蘇文的風格則隨著表現(xiàn)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樣的自然、暢達。韓愈的古文依靠雄辯和布局、蓄勢等手段來取得氣勢的雄放，而蘇文卻依靠揮灑如意、思緒泉涌的方式達到了同樣的目的。蘇文氣勢雄放，語言卻平易自然，這正是宋文異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蘇軾擅長寫議論文。他早年寫的史論有較濃的縱橫家習氣，有時故作驚人之論而不合義理，如《賈誼論》責備賈誼不知結交大臣以圖見信于朝廷，《范增論》提出范增應為義帝誅殺項羽。但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如《留侯論》謂圯上老人是秦時的隱君子，折辱張良是為了培育其堅忍之性;《平王論》批評周平王避寇遷都之失策，見解新穎而深刻，富有啟發(fā)性。這些史論在寫作上善于隨機生發(fā)，翻空出奇，表現(xiàn)出高度的論說技巧，成為當時士子參加科場考試的范文，所以流傳極廣。蘇軾早年的政論文也有類似的風格特點，但隨著閱歷的加深，縱橫家的習氣遂逐漸減弱，例如元佑以后所寫的一些奏議，內(nèi)容上有的放矢，言詞則剴切沉著，接近于賈誼、陸贄的文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