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蜀道難》(以后簡稱《蜀》)，是一篇驚天地、泣鬼神的不朽名作，它所具有的藝術成就和感染力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關于它的主題，自中唐以來就千載紛紜，迄無定論。

　　愚以為，《蜀》言在寫蜀地山水，意在寫詩人在長安三年翰林生活的政治感受。它抒發的情感是強烈的，表達的是詩人的非同凡響的政治見解。所以，這不是一首山水詩，而是一首政治抒情詩。現試論述之，以就教于專家、學者。

　　為什么說《蜀》是寫詩人在長安三年翰林生活的政治感受呢?讓我們先從其“西游”“西望”(《蜀》云：“問君西游何時還”“側身西望長咨嗟”)考證之。前人謂：自秦去蜀自可稱曰“西游”;自秦望蜀中亦可稱曰“西望”其實根據長安與蜀的地理位置，自長安去蜀當謂之曰“南游”，自長安望蜀中自應稱“南望”。這有詩可證。李白的《劍閣賦》云：“咸陽之南，直望五千里，見云峰之崔嵬，前有劍閣橫斷，倚青天而中開。”咸陽和長安幾乎在同一緯線，在長安之東。咸陽望蜀，詩人稱之“南望”。那么長安望蜀亦應是“南望”。那么“西游”和“西望”的真正內涵是應重新探究的。如果我們以李白的“會稽愚婦女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南陵別兒童入京》)和“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時歸”(《別內赴徵三首》)考之，《蜀》中的“西游”應是這些詩中的“西入”和“西行”。那次西行，詩人從南陵啟程，時間秋季，到長安后供奉翰林。天寶三載賜金放還，遂取商州大路“東歸”。返家稱東歸，故返家途中側身望長安謂之曰“西望”。那么其中的“君”，好象不應注為“詩人的一位朋友”，也不能注為“一種虛擬的方式，即實無其人，而是指西游之人”，更不能注為“唐玄宗”;而似乎應注為“作品的抒情主人公，就是作者自己”。因為“西行”的是“余”“我”啊。這才和文中的方位方位詞相榫。那么“西游”應指李白應詔入京那次長安之行(即歷史上早以認定的那次)。所以《蜀》寫的是他在長安的生活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