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門》

　　朝代：先秦

　　作者：佚名

　　原文：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謫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北門》賞析：

　　《毛詩序》云：“《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鄭玄箋曰：“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己志，而遇困苦。”三家詩無異義。朱熹《詩集傳》申論云：“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嘆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于天也。”但方玉潤《詩經原始》則說：“《北門》，賢者安于貧仕也。”現代學者(如高亨《詩經今注》、程俊英《詩經譯注)等)一般都認為這是一首小官吏不堪其苦而向人怨訴的詩。從詩的語言看，并沒有“忠臣不得其志”或“安于貧仕”之意，舊說未免令人感到迂曲，今人的“怨訴”說則解釋較為圓滿。詩中的小官吏公事繁重苛細，雖辛勤應付，但生活依然清貧。上司非但不體諒他的艱辛，反而一味給他分派任務，使他不堪重負。辛辛苦苦而位卑祿薄，使他牢騷滿腹，家人的責備更使他難堪，他深感仕路崎嶇，人情澆薄，所以長吁短嘆，痛苦難禁，悲憤之余，只好歸之于天，安之若命。

　　這首詩的主人公雖然是一名官吏，但全詩并非無病呻吟，的確體現了《詩經》“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現實主義精神。對詩中連用“我”字而蘊含的感情色彩，昔人評曰：“三章共八‘我’字，無所控訴，一腔熱血。”(鄧翔《詩經繹參》)全詩純用賦法，不假比興，然而每章末尾“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三句重復使用，大大增強了語氣，深有一唱三嘆之效，牛運震《詩志》認為這些句段與《古詩十九首》中“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等一樣，“皆極悲憤語，勿認作安命曠達”，這是很有見地的。

　　關于《北門》一詩的歷史背景及其本事，明代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根據《邶風·柏舟》推斷此詩作于衛頃公之時，清代姜炳璋《詩序補義》猜測此詩作于“西周之世夷厲之時，衛未并邶之日”，但這兩種說法均與史實、詩事不符。今人翟相君《北門臆斷》一文，首先根據《詩經》用詞慣例，考釋“王”特指周王，“事”專指戰爭，然后根據《左傳·桓公五年》記載，考定詩中所謂“王事”，是指公元前707年(衛宣公十二年)秋天衛人幫助周桓王伐鄭而戰敗一事。他認為詩中主人公參與了這次戰爭，歸來后受到同僚的埋怨，作這首詩抒憤;或是衛人借這位官吏之口，作詩表達對這次戰爭的不滿。姑錄其說以存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