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語言，文化習俗，歷史環境，宗教背景等方面有多大的差別，愛情作為人類的本性綿延古今，橫跨中外，從未斷絕。作為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從各方面反映了我國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社會的真實面貌，愛情詩占據的分量自然也不小。而由于《詩經》中“雅”與“頌”分別是以描寫宴會以及宗廟祭祀為主要對象，與愛情題材的關系相對較疏遠，因此《詩經》中的愛情詩主要集中在《國風》中。

　　古代詩歌與現代意義上的詩歌內涵上應該是有所區別的。現代的詩歌基本上隸屬于文學范疇，是一種比較純粹的文學文化。而在歌，樂，舞同源的《詩經》時期，詩歌某種程度上相當于現代的“歌詞”，在當時更具備娛樂性。而彼時的娛樂性以彼時的人類社會生活為基座，真實地記載著當時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對于后代人來說，由于時代的隔離感，還原彼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娛樂狀況已經沒有太大必要，因此研究《詩經》更側重于其文學性，即透過膚淺的娛樂表象還原厚重的歷史本體。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人類生活的很多方面如衣食住行，政治制度，甚至文化習俗都會發生巨大的改變，讓我們產生疏離感。可是愛情作為一種穩定的人類情感體驗，具有“心有靈犀一點通’的融通感。這也是《詩經》中的愛情詩在三千年后依舊能夠引起讀者強烈共鳴的主要原因。

　　美國心理學家斯滕伯格認為愛情由三個基本成分組成，即親密，激情和承諾。親密是一種溫暖體驗，在一起感覺很舒服，希望獲得對方的欣賞與認同。渴望與對方接觸，對共同經歷的事情總會產生美好的回憶。如“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即降”(《召南•草蟲》)，“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鄭風•風雨》)都是描寫女子思念情人，見不到對方的時候憂心忡忡，心神不定，一見到對方馬上就轉憂為喜，和對方在一起的時候覺得很安心。首先，親密的情感需要在愛情詩中體現得較多的應該是“相思之情”。處于愛情中的男女雙方看待事物的角度往往會發生改變，明明很短的時間卻感覺很漫長，明明很近的距離卻感覺很遙遠。相思中的人對于時間空間尤其敏感，很多時候甚至忽略了現實的時間空間概念，在相思中圍繞相愛對象構造出新的時空間。“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王風•采葛》)在思念的世界里，一日被拉長得成為了三月，三秋，甚至三年，漫長得沒有盡頭。再如《鄭風•東門之墠》“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生動地寫出一個矜持的女子在愛情中的心理狀態，即使雙方相距并不遙遠，即使自己非常想念對方，由于身份個性所限，女子不能主動去親近對方，其所愛的人也不主動親近自己，想親近對方而不得的矛盾痛苦在女子的心內糾結，實際上的近在咫尺卻成為了心理上的遠在天涯。相思很苦，可是一旦與心上人相見，苦就會轉化為最溫暖的甜蜜，《衛風•氓》中就寫到“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相思中的泣涕漣漣與相見后的載笑載言形成鮮明的對比，更顯出愛情帶給人的溫暖的體驗。其次，親密的情感體驗使得愛情中的男女雙方往往移情于物，見景生情。正所謂“愛屋及烏”， 喜歡一個人就總將與心上人相關的所有東西都和心上人聯系起來，因此原本不帶情感特質的物體因為與所愛的人有關也被染上了濃烈的感情色彩，變得與眾不同。如《邶風•靜女》寫到“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荑草本身可能說不上美麗，但是因為是自己的心上人送的就具備了特別的意義，顯得尤其美麗。再如《邶風•綠衣》“綠兮衣兮，綠衣黃里。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黃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絺兮绤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一看到心上人送自己的綠衣，滿腔的思念就聚集在心上人所送的東西上，心中的憂愁割舍不斷，對心上人無法忘懷。“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王風•君子于役》)，夕陽西下的時候，雞歸巢，牛羊返圈，思念的人卻尚未回家，而且“不知其期”，“不日不月”，如何才能不牽掛他呢?其實《詩經》中的比興寫法很多時候都是情感轉移與寄托的體現，對愛人的牽掛已經滲透到主人公的心底，一事一物在主人公眼里都與愛人相關，都能讓主人公想起不在身邊的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