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賞析之風頗為流行，但我認為這類文章并不好作。尤其是講《詩三百篇》中的作品，首先須通訓詁，其次還要明詩旨。因為風、雅、頌距今已遠，其可賞析處往往即在字、詞的訓詁之中。加以舊時奉三百篇為經典，古人說詩每多附會；不明詩旨便如皓天白日為云霾籠罩，必須撥云見日，始能領會詩情。這里姑以《關雎》為例而申說之，惟不免貽人以老生常談之譏耳。

　　時至今日，大約沒有人再相信《毛詩序》所謂“《關雎》，后妃之德也”一類的話了。說《關雎》大約是經過加工的一首民間戀歌，恐怕不會去事實太遠。但《齊》、《魯》、《韓》三家（包括司馬遷、劉向）說此詩，都以為它意存諷刺。這又該作何解釋？另外，古人很強調“四始”說（即《關雎》為“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認為把《關雎》列為十五國風的第一篇，是有意義的，并非編排上偶然形成的結果。這些都需要我們作出說明。

　　我以為，無論今文學派的《齊》、《魯》、《韓》三家詩也好，古文學派的《毛詩》也好，他們解詩，都存在兩個問題：一是不理解絕大多數“國風”是民歌，把每一首詩都拉到帝王、后妃或列國諸侯的君、夫人身上；二是把作詩的本意和后來的引申意混同起來。三家詩看到《關雎》中有“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轉反側”的話，便扯到周康王身上，說詩意是諷刺他“失德晏起”，正如司馬遷在《十二諸侯年表序》中所說：“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而后來的《毛詩》為了同三家詩唱對臺戲，于是一反今文家法，大講“后妃之德”云云，目的在于說它不是刺詩而是贊美之辭。如果我們認識到十五國風中確有不少民歌，并排除了斷章取義的方式方法，則三家詩也好，《毛詩》也好，他們人為地加給此詩的迷霧都可一掃而空，詩的真面目也就自然顯露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