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夭》是《詩經》里面《國風》中的一首古詩。這是一首祝賀年青姑娘出嫁的詩。

　　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有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注釋】

　　1、夭夭：茂盛貌。

　　2、灼灼：鮮明貌。

　　3、之子：這個人。于歸：女子出嫁。

　　4、宜：和順。室家、家室、家人：均指家庭。

　　5、有：語助詞。蕡(焚fén)：果實繁盛貌。

　　6、蓁蓁(真zhēn)：草木茂盛貌。

　　【白話翻譯】

　　桃樹繁茂，桃花燦爛。女子出嫁，和美一家。

　　桃樹繁茂，果實豐碩。女子出嫁，幸福一家。

　　桃樹繁茂，枝葉濃密。女子出嫁，快樂一家。

　　【講解】

　　這首詩非常有名，即便只讀過很少幾篇《詩經》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天天，灼灼其華”。這是為什么呢?我想，無非有這樣幾個原因：第一，詩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動。拿鮮艷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麗，實在是寫得好。誰讀過這樣的名句之后，眼前會不浮現出一個象桃花一樣鮮艷，象小桃樹一樣充滿青春氣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給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覺。寫過《詩經通論》的清代學者姚際恒說，此詩“開千古詞賦詠美人之祖”，并非過當的稱譽。第二，短短的四字句，傳達出一種喜氣洋洋的氣氛。這很可貴。“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細細吟詠，一種喜氣洋洋、讓人快樂的氣氛，充溢字里行間。“嫩嫩的桃枝，鮮艷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歡樂和美帶給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這種情緒，這種祝愿，反映了人民群眾對生活的熱愛，對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點，這首詩反映了這樣一種思想，一個姑娘，不僅要有艷如桃花的外貌，還要有“宜室”、“宜家”的內在美。這首詩，祝賀人新婚，但不象一般賀人新婚的詩那樣，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顯赫，或者顯示女方陪嫁如何豐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講“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確實高人一等。這讓我們想起孔子稱贊《詩經》的話：“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孔子的話內容當然十分豐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這樣一種思想呢?陳子展先生說：“辛亥革命以后，我還看見鄉村人民舉行婚禮的時候，要歌《桃夭》三章……。”(《國風選譯》)聯系到這首詩所表達的思想，農民娶親“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寫法也很講究。看似只變換了幾個字，反復詠唱，實際上作者是很為用心的。頭一章寫“花”，二章寫“實”，三章寫“葉”，利用桃樹的三變，表達了三層不同的意思。寫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麗;寫實，寫葉，不是讓讀者想得更多更遠嗎?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蔥蔥的桃葉，真是一派興旺景象啊!

　　這首詩不難懂，但其中蘊藏的道理，卻值得我們探討。

　　一個問題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達的先秦人美的觀念是什么樣的?“桃之夭天，灼灼其華”，很美，艷如桃花，還不美嗎?但這還不行，“之子于歸，宜其室家”，還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這才完滿。這種美的觀念，在當時社會很為流行。關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時期已經出現。楚國的伍舉就“何為美”的問題和楚靈王發生了爭論。伍舉說：“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大小、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觀則美，縮于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國語·楚語》)很清楚，伍舉的觀點是“無害即是美”，也就是說，善就是美。而且要對“上下、內外、大小、遠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無害。這種觀點最主要的特點是強調“善”與“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實際上賦予了美以強烈的政治、倫理意義。“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那意思是說，統治者重賦厚斂，浪費人力、物力，縱欲無度，就不是美。應該說，這種觀點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義。但它否定了“善”與“美”的差別，否定了美的相對獨立性，它不承認“目觀”之美，是其嚴重局限。這種美的觀念，在當時雖然也有其對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觀”之美，但這種善即是美的觀點，在先秦美學中應該說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學觀念，主要是沿著這個方向發展的。

　　孔子也持著這樣一種美學觀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他贊賞“詩三百”，根本原因是因為“無邪”。他高度評價《關雎》之美，是因為它“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評價人時，他說：“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余不足觀也已。”(《論語·泰伯》)善與美，善是主導方面。甚至連選擇住處，孔子也說：“里仁為美。”(《論語·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見，孔子關于美的判斷，都是以善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學觀，畢竟是前進了。它已經不同于伍舉的觀點，已經開始把美與善區別開來，作為不同的兩個標準來使用了。“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當然，通過對《韶》與《武》的評價，還是可以看出，“盡美”雖然被賦予在“盡善”之外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地位，但只是“盡美”，還不能說是美，“盡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們回頭再來看看《桃夭》篇，對它所反映的美學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當時人的思想觀念中，艷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過是“目觀”之美，這還只是“盡美矣，未盡善也”，只有具備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麗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個問題隨之而來，美的具體內容不僅僅是“艷如桃花”，還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與善之結合，那么，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和評價這種觀念呢?先秦人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還不僅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說在整部《詩經》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義上說，《詩經》是把這方面的內容放在頭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說它在《詩經》中的地位是很為突出的。如果我們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內容擺一擺，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問題，在《詩經》中確實是占有無與倫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關雎》，講的是一個青年男子愛上了一個美麗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與她結為夫妻。

　　第二篇《葛覃》，寫女子歸寧，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寫她的勤、儉、孝、敬。

　　第三篇《卷耳》，寫丈夫遠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賀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賀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頭幾篇(除掉第四篇)，它們寫了戀愛，結婚，夫妻離別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親等等，可以說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問題都談到了。

　　一部《詩經》，三百零五篇，開卷頭幾篇幾乎全部是寫婚姻家庭問題的，豈不令人深思?不論是誰編輯的“詩三百篇”，不論孔子是刪詩了、還是整理詩了，抑或是為“詩三百篇”作了些正樂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說明了他們是十分重視婚姻和家庭問題的。

　　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和評論這個問題呢?春秋戰國時期，生產力水平還很低下，家庭是社會的最基本單位，每個人都仰仗著家庭迎接困難，戰勝天災，爭取幸福生活，當然希望家庭和睦、團結。娶親是一件大事，因為它關系到家庭未來的前途，所以，對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這很容易理解。

　　從統治者方面來說，就要復雜多了。《禮記·大學》引到《桃夭》這首詩時說：“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這可真是一語道破。家庭是社會的最基本單位，家庭的鞏固與否與社會的鞏固與否，關系十分密切。到了漢代，出現了“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種關系)之說。不論“三綱”，還是“五常”，它們都以夫婦關系為根本，認為夫婦關系是人倫之始，其它的四種關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來的。宋代理學家朱嘉說：“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詩集傳》卷七)從這段論述，我們也可以看出統治者為什么那么重視婚姻、家庭問題。聽古樂唯恐臥，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說得很為透僻。他說：“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上承宗廟，下啟子孫，如之何可以茍，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為了“宜國”，在他們眼里，“宜家”與“宜國”原本是一回事，當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天天，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不論自古以來多少解經者就《桃夭》作過多少文章，但象小桃樹那樣年輕，象春日驕陽下桃花那樣鮮艷、美麗的少女，卻永遠活在讀者心里。人們衷心祝愿她：“之子于歸，宜其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