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雎》為《詩經》之首，體現了儒家對婚戀的重視,以及其對“克己復禮”的強調。

　　傳統詩經學中，《毛詩》建立了始于《關雎》的說《詩》體系，在這一體系中，《關雎》被罩上了經學的緊箍。《毛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最先將《關雎》詩旨概括為贊美后妃之德。其后《毛詩詁訓傳》(下簡稱《毛傳》)、《毛詩傳箋》(下簡稱《鄭箋》)、《毛詩正義》(下簡稱《孔疏》)甚至朱熹的《詩集傳》都沒有脫離這一主旨的歸納。清末的方玉潤著《詩經原始》方才做出較大的改變，然而，方玉潤并沒有突破傳統封建詩教的樊籬，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將《關雎》作為經學來研究。

　　《毛傳》在分析《關雎》時稱贊“后妃有關雎之德”，“摯而有別”，同時還具體分析了《關雎》一詩在王道教化體系中的作用，“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樂，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后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毛公認為《關雎》歌頌的就是后妃的美德，有如此美德的后妃“宜為君子之好匹”，應該追求這樣的淑女與君子匹配，求到這樣的淑女之后，“宜以琴瑟友樂之”、“德感者宜有鐘鼓之樂”。毛公于此點出了美好的品德與琴瑟鐘鼓的必然關系，然他是將“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作為一種禮來看，還是作為一種見到德盛者后情感的流露?似是前者為佳。同時，對于荇菜，《毛傳》認為這是一種祭祀時的用品，這一解釋為《鄭箋》、《孔疏》繼承發揮，并引導《鄭箋》更加鮮明地以禮來講《關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