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也是中國古老文明的代表性典籍，更是全人類重要的文化遺產。西方漢學家評價，《詩經》與荷馬史詩、莎士比亞戲劇鼎足而立，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難以估量的偉大價值。

一、社會功用

　　《詩經》的編集本身在春秋時代，其實主要是為了應用：

　　其一，作為學樂、誦詩的教本；其二，作為宴享、祭祀時的儀禮歌辭；其三，在外交場合或言談應對時作為稱引的工具，以此表情達意。

　　通過賦詩來進行外交上的來往，在春秋時期十分廣泛，這使《詩經》在當時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傳》中有關這方面情況記載較多，有賦詩挖苦對方的（《襄公二十七年》），聽不懂對方賦詩之意而遭恥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國有難請大國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這些引用《詩》的地方，或勸諫、或評論、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個共同之處，即凡所稱引之詩，均“斷章取義”——取其一二而不顧及全篇之義。這種現象，在春秋時期堪稱“蔚成風氣”。這就是說，其時《詩經》的功用，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賦詩言志”。想言什么志，則引什么詩，詩為志服務，不在乎詩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稱引的內容是否能說明所言的志。這是《詩經》在春秋時代一個實在的，卻是被曲解了其文學功能的應用。

　　賦詩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現，切合了《詩經》的文學功能，是真正的“詩言志”——反映與表現了對文學作用與社會意義的認識，是中國文學批評在早期階段的雛形。如《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讻”。《大雅·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等。詩歌作者是認識到了其作詩的目的與態度的，以詩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表達自己對社會、人生的態度，從而達到歌頌、贊美、勸諫、諷刺的目的。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賦詩言志，也是使賦詩言志真正切合《詩經》的文學功能及其文學批評作用。

　　《詩經》社會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會（包括士大夫與朝廷統治者）利用它來宣揚和實行修身養性、治國經邦——這是《詩經》編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詩經》產生其時及其后一些士大夫們所極力主張和宣揚的內容。

　　孔子十分重視《詩經》，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兒子訓誡要學《詩》。如他對孔鯉說：“不學《詩》，無以言。”（《季氏》）孔子認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陽貨》）這是孔子對《詩經》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興、觀、群、怨”說，也是他認為《詩經》之所以會產生較大社會功用的原因所在。孔子的“興、觀、群、怨”說闡明了《詩經》的社會功用，既點出了《詩經》的文學特征——以形象感染人，引發讀者的想像與聯想，又切合了社會與人生，達到了實用功效。

　　《毛詩序》在繼承孔孟的說教基礎上，特別強調了《詩》的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其中尤其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強調了統治者應通過《詩》來向百姓作潛移默化的倫理道德教育，使之成為一種社會風尚，從而有利于社會秩序的建立與統治的鞏固。《毛詩序》的這一有關《詩經》教化的理論，無疑大大強化了《詩經》的社會功用，也大大提高了《詩經》的地位，使之成了統治者行使統治的必備工具，對后世產生了極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