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來，《詩經》曾強烈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情感生活。早在春秋時代，《詩經》在社會生活中就有廣泛的應用，《左傳》中就有大量引詩用詩的例證。實質上，《詩經》是先民繼承前代文化遺產、領略禮樂文明精髓、掌握社會交往準則的經典文本。對于立志在社會上有所作為的士人來說，學《詩經》無疑是獲取話語權的初階，所以孔子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孔子教育其子孔鯉時說:“不學《詩》，無以言。”當時學《詩》，不只記誦字句，更要經世致用。

　　孔子建構起“六經”經學體系之后，《詩經》又承載起獨特的文化功能，兩千多年之中，《詩經》為歷代統治者所重視，就與此有著密切的關系。不過，《詩經》學之興盛的原因也不全在此，《詩經》中的大量篇什，描寫了人類最真摯的感情、贊美既文質彬彬又胸懷抱負的君子以及平凡而精彩的牧歌般生活，有誰不愿擁有這美好的瞬間?可以說，一部《詩經》閱讀史，未嘗不是一卷人間心靈史。這才是《詩經》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在《詩經》成為經學要籍之后，研究者代不乏名家，而以漢、宋、清三朝的成果最為顯著。現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古詩序》(或稱《孔子詩論》)，是目前所見最早的闡釋著述。到漢代，著名者有齊、魯、韓、毛四家。齊、魯、韓三家為今文學，起初是顯學。《毛詩》后出，是古文學。至唐代孔穎達作《毛詩正義》，《毛詩》定于一尊，從而形成了《序》、《傳》、《箋》、《疏》的嚴密體系。在注重對字義、名物的訓詁和考據，著力于經文本義的疏通理解和典章制度注釋的基礎上，將詩歌與政教相聯系，宣揚王道禮儀，功利色彩濃厚。宋代雖然有“疑經之風”，但由于經學歸于朱子之理學，《詩經》學仍在嚴密連貫的解說體系之中。《詩經》的史料化是學術轉型的一面，漢代以來的分經而治，轉變為分科治經。分經而治是每一經自成體系，以經為中心，并不與“通經”相悖;分科治經則以學為主(參林久貴、周春健《中國學術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