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詩語言政治問題的呈現關于中國新詩語言政治問題的研究由來已久，在白話詩剛出現的時候，胡適面對梅勤莊的指責，就曾經做出了如下回應，即“夫吾之論中國文學，全從中國一方面著想，初不管歐西批評家發何議論”。據此，我們可以得出，在新詩的寫作方面，在最初就面臨著一個世界文學背景的問題。而新詩語言政治問題的正式提出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漢學家StephenOwen在1990年在其《WhatIsWordPoety？》首次提出了現代漢語詩歌的語言政治問題，并且指出新詩首先不能夠與以唐詩為頂峰的中國古典詩歌相比較，同時由于現代漢語新詩又以后現代文化語境為前提，是西方詩歌影響下的產物，甚至已經不能夠被稱之為中國文學。

　　而在1993年，詩人鄭敏在其《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②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何有幾千年詩史的漢語文學在今天沒有出現一個得到國際文學公認的大作品、大詩人？”這一問題也激發了“文化激進主義”以及“文化保守主義”的論爭。爭論涉及到的內容在今天看來已經沒有太多值得商榷的歷史價值，這場爭論唯一值得關注的就是引發爭論的問題本身。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中國將自身源遠流長的古老文明貢獻給了世界，但是漢語以及漢語詩歌卻無法贏得世界的認同。這其中涉及到的就是文化政治問題。文化政治關系到每一個文化群體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以及自我主張，它同時也正在敦促不同的文化屬性以及生活在該文化屬性之中的人，迎接異族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挑戰，并且為捍衛改進自身的文化以及生活形式而進行斗爭。如果按照這個標準進行衡量，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的詩歌在后現代文化語境之下，與“后殖民主義”以及“翻譯的政治”這些文化批評術語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中國的傳統詩歌文化傳承已經出現了斷層，而域外詩歌文化的引入，則使得這一斷層不斷地加大，以往的寫作甚至變成隔世之作，詩人們突然發現自己熟悉的語調已經失聲，而新的文化語境下的創作嘗試也由于優秀詩人的青黃不接而呈現出“碎影式狀態”。

一、后現代文化語境下“個人詩學”的語言發現。

　　1、“百花爭鳴”與“眾語喧嘩”。

　　進入到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新詩歌的“大寫時代”一去不返，基于西方文化或者舶來文化的新詩歌寫作嘗試在獲得了短暫的成功之后，再次走進了“失語”的困惑。在這種背景下，任何一種詩歌的寫作理論和寫作的嘗試都失去了絕對的權威，而任何一種寫作或者詩歌的言說方式，都成為尋求中國詩歌和理性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全新的嘗試。在這個詩歌不再得到眾生膜拜的世界里，詩人的創作流派越來越繁復，我們有幸看到新詩歌寫作浪潮走向低谷之后的“百花爭鳴”。然而，在本身力量就不夠雄厚的新詩寫作領域，由于缺乏有絕對影響力的領軍人物，“百花爭鳴”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后現代文化語境對本土文化語境的遮蔽問題，也無法在傳承來自西方的后現代文化語境之中走得更遠，或者再次掀起一輪新詩寫作的浪潮。因此，在普遍失勢以及創作群體的離散情境之下，“百花爭鳴”逐漸變成了“眾語喧嘩”，對于這個時代的詩人而言，寫作本身就是一種無奈，而最終還逐漸淪為了體現一種語言力量的書寫行為，詩歌對于思想的震動在不斷地降低。

　　2、后現代文化語境下“個人詩學”。

　　給詩歌寫作帶來的變化對于上個世紀90年代的中國新詩寫作而言，“個人詩學”寫作是傳統詩歌寫作文化背景崩塌和新的詩歌寫作嘗試一次次碰壁的結果，它體現的是一種“個人化知識譜系”，這種“個人詩學”的寫作并不是簡單的重復詩歌本身或者詩人自身所擁有的各種本質屬性，而是在預示著一種寫作權利的蘇醒與語言使用的重擔。即一方面，越來越多的詩人在后現代文化語境下試圖通過詩歌語言彰顯自身的個性，構建自身的精神世界；而另一方面，后現代文化語境對本土文化語境的遮蔽，使得新詩歌的寫作在語言使用上陷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尷尬，如何更好地使用語言，成為寫作者必須要挑起的重擔。同時，“個人詩學”的發展對于上個世紀90年代的詩歌寫作也帶來了豐富的變化：首先，“個人詩學”對于建構的指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上個世紀90年代，新詩寫作在語言使用的重擔之下，雖然使得詩歌的敘述出現了一種分離的態勢，但是在不斷的語言寫作的重組過程中，包容了眾多的個體對于可能實現的意義或者秩序的呼喚。這就使得這個階段的詩歌語言逐步開始轉變為生存世界的語言，并且在對個體生命或者現實意義的期待之中，試圖去言說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它的暫時性本身并不具備突破現實秩序的能力，因而也無法成為一種生命經驗的拓展，更無法顯示與生活水乳交融。然而，它又切實表現出了一種與日常生活的緊密聯系，并且具有一定的世俗化傾向，這種狀況的出現，只能夠解釋為“個人詩學”對于詩歌的新的理解或者把握。如果置身其中，某種后現代式的生存狀態或者消費意識同樣也對這類詩歌的生成邏輯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是，詩歌如果沉溺于生活之中，并不單單地意味著詩歌失去了反抗意識或者對純粹的詩意的追求，即使是“個人詩學”呈現出了碎片化、單元化甚至是日常化的荒謬式書寫，它同樣也蘊含著一些試圖建構的意圖。其次，強調矛盾、悖論以及豐富性的使用。在上個世紀末期，中國的詩歌寫作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都處于浪漫主義抒情風格的影響和制約之下，不管是政治抒情詩還是生活抒情詩，過度的制約必然導致某些掙脫束縛的訴求。因此，在這種背景下，90年代開始的詩歌寫作對于矛盾、悖論以及豐富性使用的強調，就顯得并不意外，同時也絕非偶然。后現代文化語境之下的詩歌寫作失勢以及現實生活對于物質重要性的反思，使得日常化乃至世俗化的場景介入詩歌之中，而在語言的使用方面，這個時期的詩歌寫作不僅僅要超越以往的凌空虛蹈，還要試圖在日常瑣事之中提升出詩意。這一點在中國的本土文化語境之中實際上是有非常多的參考例證的，在傳統的詩歌文化之中，我們可以借鑒白居易從簡單生活意象之中凝聚詩意的手法。

　　但是，后現代文化語境對于本土文化語境的遮蓋，使得更多的人更傾向于相信舶來品的功效。在這種背景下，具體的意象、語言以及使用技巧在拓展“語言與現實”的融合方面具有許多的問題需要解決。西川提出詩歌應該指向敘事的不可能性，將眾多意向融為一爐，在一篇詩歌之中融入古今、善惡、美丑，然后將判斷的權力交予讀者。而這種手法也被認為是一種綜合性的創造，它試圖將時代的意識、審美、心態以及文化眼光都融入到語言之中。在西川的長詩《厄運》之中，就體現了這種寫作的方式，散文化的敘事方式有效地將“詞”與“物”相聯系，但是卻沒有表現出太多的個人好惡的傾向，而是試圖不斷地延伸詩歌自身的思維。“個人詩學”在后現代文化語境之下，自然地生長出了“個人化敘事”模式。

　　而這種模式也成為了詩人寫作天然的一種權力，然而在個體身份以及經驗都存在巨大差異的條件下，必然包容著某種個人書寫的文化政治。在上個世紀80年代之后，西方文化搶灘登陸，并且迅速推動了后現代文化語境的形成，這就使得我國的詩歌文學創作不僅一直存在個人主義寫作的歷史，同時也存在個人主義的閱讀歷史。即，無論是寫作還是閱讀，都有“各花入各眼”的特點，同時也存在著某種內在深度的表達，從而使得這種文化閱讀逐漸向平面化延展開來，并且最終成為后現代文化語境下的個人欲望表達的某種注腳。這些現象都提示，在上個世紀90年代，后現代文化語境已經使得中國的古典主義詩歌寫作沒有了立足之地，而個人主義或者“個人詩學”的新詩寫作則開始迎合西方審美，并且與日常生活開始了深層次的互動和相互的介入，詩人們通過倡導“從隱喻中退卻”，選擇“拒絕深度”、“拒絕價值”以及明顯帶有文類兼容傾向的“敘事性”，試圖推動詩歌回到語言的最本真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