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死亡

　　詩人在當代，或許只有死亡才能讓人記得，讓人引起關注。自海子死后，死亡的陰影一直籠罩著中國詩壇，海子去后的第三個月，駱一禾去了。當然，海子之后最轟動的莫過于顧城的死亡。在如今的時代，或許只有詩人愿意選擇如此極端的方式來對抗光怪陸離的當代，選擇如此強執個性的行為走入歷史。

　　如果詩人只有用死亡來引起當下的我們對詩歌的閱讀，這種方式確實讓愛詩讀詩的人難以接受。但是現實之中的詩歌、詩人卻將“死亡’這個避諱的詞臆想的壯觀無比。固然詩人的死亡和詩行沒有直接的聯系，但是這些文字來自于詩人的大腦，而這種不約而同對“死亡”意境的升華難免不是一種誤導。“當我沒有希望／坐在一束麥子上回家／請整理好我那零亂的骨頭／放入那暗紅色的小木柜，帶回它／像帶回你們富裕的嫁妝（海子《莫扎特在〈安魂曲〉中說》）；優雅的舉止和貧寒的窘迫/曾給了我不少難言的痛楚/但終于我的詩行方陣的大軍/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峽谷//埋葬弱者靈魂的墳墓/絕不是我的歸宿（食指《歸宿》）；那是一種祭奠的儀式/在死亡的山崗上/我居高臨下（北島《白日夢》）”……毫無疑問，詩人的死亡更多緣自對詩歌的絕望。當今詩人的窘迫與詩歌的窘迫狹路相逢不僅是詩人的危險遭遇也是時代的悲哀遭遇。詩人在自己夢想或偶爾塑造的遠離現實生活里，譜寫詩篇。與世隔絕，不與外界張望，拒絕一種機械化的生活模式（如顧城，他們的代表），詩歌成為他們手中唯一的槍，并用此來牽強的描繪生活。也正是他們如此的生活，使他們愈來愈不溶入這個時代。而這個時代由于詩人自行遠離也就逐漸淡出了他們的身影。在這種情況下，我個人以為詩人自閉式的寫作是其重要原因。當然社會世俗的經濟觀使詩人自認的“道德譜系”面臨崩潰，“道德價值”也面臨拯救。本已脆弱的詩人們無法忍受太多精神信仰“被摧殘”，悄然選擇死亡，而后又以一種“儀式般(自殺)地姿態”面對社會，控訴時代“變相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