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不死
R·S·托馬斯、戈特弗里德·貝恩、卡瓦菲斯、艾爾澤·拉斯克－許勒、諾瓦利斯、亨利·德·雷尼埃……
在今天，還有多少中國年輕人知道他們的名字？在過去的百年中，他們在人類文明的星空中，留下了燦爛的身影，他們的寫作，不斷拓展著我們精神的邊疆。
然而，太多人對此毫無所知。
太多的悲劇，源于可怕的忽略與無知。當我們沉浸在天朝上國的夢想中時，我們曾一次次與現代性擦肩而過，而醒來后巨大的差距又讓我們方寸大亂。只有望向世界，才能校準自我的航向，這是歷史給予的教訓和啟示。
回想上世紀80年代，剛剛踏進大學校園時的那份震驚感，這里每個人都在讀詩、寫詩，他們用陌生的名詞互相交流，這是在考卷之外，一個鮮活、美麗的世界，雖然有點矯揉造作，一代人卻因此而懂得了世界，并建立了有關未來的想象。
然而，20多年悄然過去，如今還有誰繼承著那分激情、執著與單純呢？別人在描畫，我們在奔跑，別人在想象，我們在忙碌，當生命也被工具化時，繁華與富裕又有什么意義呢？
實在是等了太多年，圖書市場上缺乏像樣的詩集，缺乏世界詩歌的聲音。所以，“新陸詩叢”的誕生是一件值得關注的大事件。畢竟，它發出了堅定的聲音：浮華終將過去，詩歌沒有死亡。
為此，《北京晨報》專訪了該叢書策劃人、詩人楚塵。
一樁做了12年的事
北京晨報：出版這樣一套叢書，明擺著會賠錢，為什么還要這么做？
楚塵：也沒想太多，既然興趣在文學，又從事這個行業，自然想做點有意義的工作，如果只是為了賺錢，和開飯館又有什么區別呢？
北京晨報：這套叢書您是從何時起開始策劃？
楚塵：大概是2000年，我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工作，策劃了一套“二十世紀世界詩歌譯叢”，當時很有影響，因為種種原因，沒能做完，這套“新路詩叢”是它的`繼續。12年來，我個人的變動也很大，曾經是一家著名出版公司的創始人之一，但最終還是退了出來，因為那里出不了詩集。在這個過程中，R·S·托馬斯的譯者、著名翻譯家王佐良先生已作古了，當年正是他的翻譯，讓R·S·托馬斯得到了中國讀者們的關注。雖然經歷很多坎坷，但我想，只要還能生存，就不會放棄。
“談詩色變”的出版業
北京晨報：出版一套詩叢為什么這么難？
楚塵：從2000年起，出版業就已經是“談詩色變”，因為隨著社會轉型，人們的壓力越來越大，書的印數越來越小，各種類型的書發行量都在滑坡，詩集就更困難。不盈利，也就不容易找到優秀翻譯。過去做外國詩歌翻譯的，都是戴望舒、馮至、卞之琳、查良鏞、李金發這樣量級的作家，他們自己就是詩人，可現在再找這么優秀的譯者，已經不大可能了。
北京晨報：既然如此，您為什么還要堅持下來呢？
楚塵：首先，依然有讀者需要，比如當年“二十世紀世界詩歌譯叢”中卡瓦菲斯的詩集，在網上已經炒到了三四百元一本。其次，大家都在抱怨當下教育的缺失，認為是造成種種社會問題的原因之一，其實，出版業也承擔著教育的責任，這是它的基礎功能之一，做出版，不能只盯著碼洋與利潤，生存很重要，但能擔當的地方，還是要付出一點努力。我不能要求別人怎么做，但我會有我的選擇。第三，堅持了12年，積累了一些資源，像黃燦然、林克等，可能是相關領域目前最好的譯者。
人就是一念之差，如果當初開飯館，可能也發財了，一輩子也就這么過去了，但不會有今天這樣的成就感。
每個人都是詩人
北京晨報：詩歌的衰落，可能是現代性必然的結果，似乎國外也如此？
楚塵：是的，與法國出版業同行交流，他們在詩歌出版方面所遭遇的困境和我們也差不多，但從整體觀看，其大環境良性有序，看詩歌的讀者群體依然存在，比例也較中國更高。
北京晨報：過去的10年中，西方詩歌似乎也沒涌現出讓人眼前一亮的新流派，這是為什么？
楚塵：在上世紀法國詩壇，未來主義、立體主義等風靡一時，讓人眼花繚亂，但隨著社會轉型，詩歌不再追求炫化、熱鬧，日益回歸其本性，變得更加純粹了，這是詩歌藝術自身發展規律所決定的。從整體看，這些年來，外國詩歌寫得越來越好，越來越天真，比如去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特朗斯特羅姆，你說他屬于哪一派呢？他的詩更本質，有感召力，喚醒了讀者生命中的感受。
在我看來，這世界上沒有什么詩人，每個人都是詩人，只是有的人能將自己的感受用創造性語言表達出來，有的人沒有表達出來。作為人，我們都有對生活的感悟，不論你是皇帝，還是乞丐，大家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所以，詩歌注定會變得越來越純粹。
詩歌不會滅亡
北京晨報：在上世紀90年代，詩歌死了曾是一個爭議頗大的話題。
楚塵：我的態度是任其自然，如果詩歌真死了，說明這個世界確實不需要它了，我們想救也救不了。但我覺得，只要人類還存在于地球上，還是有精神的物種，那么詩歌就一定會存在，除非基因改變，我們失去了精神性。
北京晨報：話雖這么說，但現實卻是另一回事。
楚塵：是的，所以作為這套詩叢的策劃者，有時難免會感到悲觀。這次“新陸詩叢”能出版，特別要感謝當當網的王曦支持，如果不是他們獨家定制的話，這套書依然出不來，因為實在沒法做渠道，實體店是不愿意接受它的。王曦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當年也寫詩，是一個懂詩的人。沒有這份支持，我們團隊也會繼續做下去，但出版日期可能會遙遙無期。我想：偌大中國，如果大家都不讀詩，那實在是很可怕的，如果大家想讀卻找不到詩集去讀，就很可悲。
北京晨報：隨著經濟發展，詩歌出版的環境會不會得到改善？
楚塵：應該不會，因為在所有藝術門類中，詩歌離經濟的關系最遠，它的精神性更高，今天藝術出版很火爆，但詩歌并沒受惠。
詩歌讓人類內心豐富
北京晨報：在現代社會中，很多精神性的東西都有了替代品，恐怕將來詩歌也會如此，那么，詩歌存在的價值是什么？
楚塵：以我個人為例，我是比較懷念上世紀80年代的環境的，那時人們單純、不浮躁，不那么功利和多變，就算面對誘惑，也不愿違反自己內心的東西。那時的朋友更持久，因為大家都有許多美好的期待，精神需求空間很大。不否認，相比于現在，那時很貧窮，但詩讓人忘掉了很多東西。那時身邊的人都在看詩，都能背上幾首，這就和現在年輕人用iPhone一樣，已經融入了日常生活之中，最重要的是，誰也沒想從中得到什么。
讀詩的人和不讀詩的人，在外表沒有什么差別，不能用讀不讀詩來要求、評判一個人，但詩歌確實能讓你的內心變得更豐富，通過詩歌感受世界、理解世界，就會對日常生活有所超越。
詩人翟永明回憶，當年在四川搞詩歌朗誦會，真是萬人空巷，大家就像追捧“四大天王”一樣來追星，可惜這樣的盛況，我沒遇到過。
中國詩歌沒有落后
北京晨報：可接下來，很快就是席慕容、汪國真等流行性作品風靡一時了。
楚塵：他們走紅，不應該由他們本人來負責，其背后還是出版缺位，當時介紹國外優秀作品的書實在太少，如果所有讀者都讀過龐德、艾略特等，他們的眼光也就不會那么輕率。詩歌是一次自我教育，當時讀者接觸到好作品的機會太少，這實在是一個遺憾。
北京晨報：令人擔憂的是，今天中國詩歌與世界之間的差距似乎進一步拉大了，您怎么看？
楚塵：我不太同意這種觀點，可能你看的是當下流行的那些詩，在我看來，一批老作家寫得越來越好了，比如韓東、西川、呂德安、于堅等，我覺得他們的創作與當代世界詩歌足以比肩，這20年來，中國詩歌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可惜它的聲音被屏蔽了，大家看不到，而那些嘈雜的東西反而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每個人讀詩的眼光不一樣，沒必要互相說服，但好詩和壞詩放在一起，差別還是很容易看出來的。以韓東為例，他當年從語言探索入手，這些年來，越來越重視其精神命脈，能寫出生命中普遍性的東西，駕馭技巧也越來越成熟，確實很有感染力。
除了特別的天才之外，絕大多數人都要通過不斷閱讀、不斷寫作來提高自己的創作水準，今天一些年輕作者動輒宣稱自己如何，不能太當真。
閱讀是自己的事
北京晨報：當年我們走入大學時，在學長、老師們的影響下，突然闖入了詩歌的世界，可今天的孩子已經沒有這個環境了，所以他們可能依然不會去讀這套“新陸詩叢”。
楚塵：學長、老師的影響確實存在，但當年我們更多是同學之間相互切磋，才有所收獲的。出版者只能提供一個機會與通道，這個窗戶打開了，你愿不愿意通過它去了解一個不同的世界，那要看緣分，不能要求讀者必須如何。在今天，很多事情只能順其自然，因為它最終是一個整體性的東西，我們誰也改變不了，不能寄望于感慨兩句，或者抱怨兩句。
我不是悲觀主義者，但也不樂觀，總之，保持一個正常的心態。讀書說到根上是讀者自己的事，只要你外語足夠好，如今你可以看到任何一個作家的任何一部作品，這是上世紀80年代根本不可能想象的情況，所以還要看每個具體的個人的努力，只有個人提高了，整體才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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