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其實是作詩的好題材。考試本身當然比較枯燥，沒有什么詩意，但科舉給命運帶來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則使人心潮涌動，情緒滿懷，不禁揮毫賦詩。“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這是登科者洋溢的喜悅。科舉是出好詩的，可惜現代的文學史家很少從這個角度著眼。清代徐松的《登科記考》最后一卷輯錄了不少吟詠科舉的唐詩，細讀中能體會當時科舉的具體情形，堪作詩史。“詩”作為“史”的好處是不僅能紀事，還能保存當事人生動鮮活的情感。古人的情感也應該看作是一種珍貴的史料，一種真切的史證。

　　科舉確實有戲劇性甚至傳奇性，充滿奇跡，使人生驟然間根本改變，宛如童話，“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古語頗傳其神。方干的詩寫道：“半日功夫舉世名。”“半日”與“舉世”的對比使這種戲劇性非常強烈。薛逢詩曰：“正憐日暖云飄路，何處宴風滿衣。”失意的徘徊迷茫與得志的精神抖擻就在瞬間切換。這些詩句渲染功名、飲宴之類的虛榮浮華當然不太好，但所折射出的人生變遷的強度卻真實可感。這種變遷充滿刺激，甚至可以說很激動人心，給社會生活注入了相當的活力。或許這正是科舉制度長具魅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唐語林》記載唐宣宗“愛羨進士”，見朝臣就問是不是科舉出身，聽見說是就高興，會追問當時考的什么詩，考官是誰，并“嘗于禁中題‘鄉貢進士李道龍’”。連皇帝都“愛羨進士”，自己想當進士，說明科舉實在是人生的一種高峰體驗。

　　科舉不是簡單的人生變遷，它還是一種社會流動。草根階層能通過科舉上升為政治精英，后來殿試常用的咨語“多士來自田間”并非虛言。岑參有送人擢第后回鄉拜親的詩：“橘懷三個去，桂折一枝將”；“江村人事少，時作捕魚郎。”這個擢第者大約就是個農家子。錢起也有送人及第還家的詩：“借問還家何處好，玉人含笑下機迎。”這說的也是耕織之家。劉駕《送人及第東歸》中有句：“歸程不淹留，指期到田園。香醪四鄰熟，霜橘千株繁。肯憶長安夜，論詩風雪寒。”荒村與都城、務農與論詩、鄉鄰與宮殿可以相通達，科舉制度帶來的政治局面是驚人的。這種社會流動不僅使朝廷能在遼闊的視野下真正選出賢才，能使底層社會的知識與體驗進入高層政治，同時也使大多數人都覺得有出路、有希望，心情平順，不會有被拋棄感。這應當說是很有現代性的.政治因素了。有史家論及“盛唐氣象”時曾歸因于其時“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在當時當然只能是相對而言，但科舉制確實可以看做是對人的一種解放。

　　唐代科舉重寒門有時甚至有點矯枉過正，有“科第之選、宜與寒士”的理論，這使作為世家子弟的杜牧大為不平，他在《上宣州高大夫書》中嚴辭質問：“科第之設，圣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這也說明科舉在唐代是大有益于寒門仕進的。科舉同時也促使世家子弟埋頭向學，因為考試的競爭激烈而又嚴酷。劉禹錫的一首送考詩寫道：“誰憐相門子，不語望秋山。生長綺紈內，辛勤筆硯間。”他的另一首詩也贊美備考的世家子弟：“童心便有愛書癖，手指今余把筆痕。”似乎可以不夸張地說，科舉考試創造出了一個各階層都不能自外的“學習型社會”。

　　還是劉禹錫一首送人“赴制舉”的詩說得到位：“古來才杰士，所嗟遭時難。一鳴從此始，相望青云端。”科舉制解決了古來才杰之士不得伸張的政治難題，使社會生活為之一新。唐代科考應該說是比較公平的，大家好像也都服氣。岑參賀人考中的古詩寫道：“君不見三峰直上五千仞，見君文章亦如此。如君兄弟天下稀，雄辭健筆皆若飛。”讀來覺得這是由衷之言。即使落第者也并不埋怨社會，并不遷怒于朝廷，雖然內心難免惆悵、悲傷。溫庭筠的七律詩句“猶喜故人先折桂，自憐羈客尚飄蓬”，寫的就是這種心態。崔涂的《喜友人及第》對自己的落第更顯得達觀，只是責備自己才學不夠，絲毫不怨天尤人：“只應才自薄，豈是命難通。”總的來看科考失敗者的心理是平衡的，沒有魏晉南北朝時期士大夫常有的被壓抑的悲憤。此時的國家即使萬方多難也仍然元氣充沛。“騎火高低影，街鼓參差聲。可憐早朝者，相看意氣生”：這是白居易的《早送舉人入試》，讓我們看到其時的政治與人生都是生機勃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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