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悌之理、孝悌之道真正搞明白了、做到了,然后再進行知識的傳授,就是這里的“知某數,識某文”。
首孝悌,次見聞。知某數,識某文。
數代表現在的自然科學,文代表現在的人文學科,知識的傳授古今中外不過就是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兩大類,但二者的傳授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我們千萬不要把二者混為一談。
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授與學習,要學生真正懂了、明白了,在此基礎上再繼續第二步的傳授,第二步明白了再走第三步,躐等越級是不行的。
人文學科則不然,很多道理 要隨著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增加,才能逐漸理解。一部《論語》一輩子也讀不厭,一次有一次的理解、一年有一年的體驗,真的是活到老學到老。
如果用教自然科學 的方法來教《論語》,小孩子哪里能夠懂呢?怎么辦呢?背誦,反復的背誦,一遍又一遍的加深印象,印到骨髓里面去。
這樣,等小孩子走入社會,遇到做人做事的 具體問題的時候,孔老夫子的話會突然間蹦出來,那時他就知道應該怎么去做了。如果沒有背誦的童子功,現上轎現扎耳朵眼,就遠水不解近渴了。
《三字經》在這里特別強調了這兩種不同的教學方法,對自然科學是“知某數”,知是認知,一定要理解了、明白了,才是傳授進去了;沒有聽懂、不明白,就是沒傳授進 去。
西方教育偏重走認知哲學與認知心理學的路子,認知哲學指導著自然科學的發展。學科學知識必須按部就班,初級科目明白了,才能上升到高級科目。
初等數學 懂了,才能教高等數學,所以科學教育就要用科學的方法來傳授。但是我們人生中遇到的絕大部分問題都不屬于科學范圍,科學方法能夠解決的問題還占不到十分之 一。
所以西方的小孩子自然科學課程成績不好都不緊張,如果死板板地一定要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教一切學科,就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所以在人文學科方面要注意 “識某文”的教學原則。
識是見過面、彼此相識,“識某文”要通過長時間的熏陶才能自然形成,不是懂了就完事了。能寫一手好文章的人,一定是某文識 得多,以大學者胡適之為例。
胡適四歲就開始讀古詩,六歲上私塾開始背古文;到了九歲的時候,自己就能看古典小說了,兩年之內他偷偷地看完三四十本古典小 說。
十一歲的時候,老師正式教他讀古書,第一部就是《資治通鑒》,十三歲上又把《左傳》讀完了。十九歲胡適考取公費留學生,二十七歲拿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哲學博士學位。
二十八歲時任北京大學教授,寫出《中國哲學史》這部不朽之作,三十歲時胡適之已經是譽滿全球了。憑什么?十三歲之前接受的傳統教育的基本 功,他去演講引經據典從來不用帶書,因為幾乎全部的經典都印在他的腦子里了。
胡適是成名了,他卻提倡白話文,不讓后人再讀古文了。
現代中國再沒有誕生出真正的文學大家,而林語堂、梁實秋、徐志摩、朱自清、錢鐘書、沈從文、魯迅乃至老舍,沒有一個不是讀古書長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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