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條理清楚紅學是怎樣產生的問題,還是要弄清有關清朝的學術脈絡。清康雍乾三朝主要的政治任務就是清除反清勢力、臣服漢人和穩定政權,其統治理論承繼了程、朱理學,官方主導或倡導的學術主題仍然是與科舉制密切聯系的經學、子學。而民間學術(即非官方主導的)則分為兩支,一是以復興漢學即古文經學和注重考據學;另一是起于晚明時期,至清代成績已相當輝煌的小說主題。前一分支至嘉慶之后已趨末流,終被晚清時期興起的今文經學派所替代,其代表人物是龔自珍、魏源,及至革新派康、梁也曾是這一脈發展而來。后一分支則于民間自然發展,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卻在民間有著豐厚的群眾基礎,至晚清及19與20世紀交接的前后一段時期,治小說在民間學術中已漸成氣候,終于取代治經學、史學而成為學術研究的主題。這一主題的變化并不像有的學者所說是由某些人促成的,它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積累過程,有其發展的必然性。

治小說的方法也有一個不斷變化和發展的過程。從形式上主要是批點或評點的方式,這批與評的方法就其實質是來源于治經學、子學,是治經學、子學的方法運用在小說上的一種嫁接和演變,在學術史上有人稱作評點派。但它還沒有形成獨立的形態,只是附綴在小說作品與文字之上的眉批與點評,不能脫離原來的作品文字單獨存在,這不同于我們現在所常見的獨立的文藝批評。小說點評李卓吾起步較早,金圣嘆評點《水滸傳》成就卓然,其后有毛宗崗父子批點《三國演義》、葉朗批點《西游記》、張竹坡評《金瓶梅》,他們的評點得到一定的認可或追捧,原作品的成就和精辟的評點互相倚重,相映生輝,加深了閱讀者對作品的理解,促進了小說這一文學形式的普及,擴大了知名度和流行性,奠定了深厚的群眾基礎,也帶動了其后的小說創作。事實上,在康熙、雍正兩朝,就有《水滸后傳》、《說岳全傳》、《玉嬌梨》、《平山冷燕》、《隋煬帝艷史》、《隋唐演義》等一系列小說作品出現,至乾隆時期,又出現了像《儒林外史》和《紅樓夢》這樣的作品。
《紅樓夢》產生了,但并非橫空出世的,是有其產生的必然性的。
一是文學發展的必然性。中國文學的發展史是一個連續的不可分割的整體,從諸子百家到漢賦,經建安體、唐詩、宋詞到元曲,每一種主要文學形式的興盛,都有其血脈的連續性和必然性,而元曲的發展為小說的興起奠定了基礎,因為它與小說有著幾乎相同的主體要素,比如都要有形象的塑造和情節的構思,元劇本本身就是中國文學的一次革命,是明清小說產生和興起的前奏。小說這一文學形式發展到《紅樓夢》誕生前夕,已有大量小說問世了,小說從形式到構成要素,再到藝術表現方法,都經過了長時間的積累而日漸成熟,小說在民間的流行也為小說的誕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紅樓夢》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出世的。正是元劇本及明清多部小說的發展作為鋪墊,《紅樓夢》才得以誕生。反過來講,假如在《紅樓夢》誕生之前社會上根本就沒有元劇本和小說這樣的文學形式,作者即使是神仙也寫不出《紅樓夢》。
二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性。我國封建社會經歷了一個從發展完善,到發達成熟,再到沒落腐朽的過程,封建社會產生的標志應是奴隸的解放、奴隸制的解體以及代表地主利益的政權建立,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戰國時期已有封建社會的初步形態,到兩漢時逐漸得以發展和完善,唐宋時則日益發達成熟,元明時期尤其是明末則日漸顯出其沒落,有學者認為這個時期已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但這個萌芽終究沒有落地生根而茁壯成長。在李自成率農民軍攻入北京時,明朝統治即刻土崩瓦解,而新生政權又立足未穩,且軍紀松弛內訌不止,明將吳三桂降清倒戈,清兵乘勢入關,入主中原,漢族政權繼元朝之后又一次被推翻了,清王朝的建立,從社會制度上看是封建社會的一次倒退,因為有充分的資料顯示,清在入關前后仍然存在著奴隸制,兩種社會制度,需要在沖突中揉合,所以在清初政權的建立和鞏固過程中,一方面是使用殘酷的統治高壓使漢及其它民族屈服,另一方面是清朝統治者對沒落的漢文化及封建制度的認同、汲取和適應。清初政權穿上了封建社會的外衣,而內核卻是殘酷的奴隸主統治,社會制度日益沒落腐朽。表面上看,清建立后一百多年間,政治穩定、生產恢復,史有康乾盛世之稱。而從另一角度考察,閉關鎖國的政策正是在這一時期確立的,同時與西方國家差距逐漸拉大,也是在這一時期開始的,可以說為以后中華民族經歷百年屈辱埋下了禍根。這種社會的沒落腐朽必然會在文學作品中或直接或曲折地反映出來,《紅樓夢》正是反映了這種無可挽回的家族和社會的沒落與腐朽。
三是作者文化素養和智力因素的必然性。從《紅樓夢》字里行間、行文布局和篇章結構中,折射出作者的文化素養和智力因素都是卓越的。從《紅樓夢》本身逆向反思作者的文化素養、知識結構和思想觀點,是一個巨大課題,目前的紅學文獻中涉及較少,尚無進行這方面的全面探索,這也是紅學未來發展的方向之一。以后我們還要再行討論,這里僅作粗略說明。從文化涵養方面考察,首先作者顯然具備詩詞曲賦及格律方面的深厚功底,作者對古詩詞曲的理解是廣闊和透徹的,運用也是自如而高超的,這可從作品中的大量詩詞曲以及有關它們的敘述中折射出來;其次是作者廣泛地涉獵過古典文學作品,尤其是一些劇本和小說,比如作者如果沒讀過《西廂記》、《牡丹亭》,就不可能引用其中的詞句,同樣的道理,用逆向考察法可知,作者曾研讀過的古典文化名人作品之多令人驚嘆;第三是作者的才藝修養高超,知識結構廣博精深。這可從作品中涉及到的琴棋書畫、中醫藥、宗教、禮俗、園藝、建筑、服飾、器用、游藝、地理等諸多內容可以反映出來。我們無須在此羅列更多,但不影響得出這樣的認知,作者若沒有這樣的文化素養就不可能寫出這樣的作品,同時,作者若沒有非同尋常的智力,也不可能取得這樣的文化素養。作者文化素養和智力因素的交互作用是《紅樓夢》誕生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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