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我剛滿六十五歲，領了老年優待證就正式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人老了喜歡思故懷舊，記憶庫中陳谷子爛芝麻的舊事，不時會浮現在眼前。我的祖籍是湖北黃陂的，我是在漢口老火車站旁的天聲街長大的。憶陳年舊事，還是先從鄉下的祖母和城里的外祖母說起吧。

　　我的祖母過世早，是六八年的夏天走的，至今五十個年頭了；外祖母晚十四年，是八二年離開人間的。早走的少享了幾年清福，走時也不順，拖延了好幾天才斷氣。聽大叔叔的大兒子說，那時鄉下醫療條件差，家人誤以為是得了絕癥，未及時醫治拖垮了身體。那年我們得到了祖母不行了的口信，全家回去奔喪。但還是沒能看到祖母閉上眼睛，送她老人家最后一程。后事是我父親一手安排的，所有費用都是他出（他省吃儉用摳出來的零用錢）的。父母親要回去上班，沒時間耗下去，只好先回去。遲走的外祖母疾病纏身，臥床多日，受了一些折磨。我舅舅是在她之前離世的，更增加了她的痛苦。一想到兩個老人家的晚景都不盡人意，我就感到辛酸。

　　說起來，祖母和外祖母的命都很苦，都是中年喪夫，三十九歲守寡的。我的祖父撒手人間時，扔下了六個兒子、一個女兒；外祖父乘風西去日，留下了一對兒女。在黃陂魯臺鄉下的祖母拖兒帶女，含辛茹苦糊口度日；在漢口天聲街的外祖母節衣縮食、拉扯兒女長大成人——這都是一九四五年以前的事。動蕩不安的歲月，兒女尚小的家庭，僅憑婦人的支撐，其生活的艱難是可想而知的。

　　聽上輩人說，祖父和外祖父的老家都是黃陂鄉下的，離老縣城只有五六里，兩家相隔也不遠。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祖父，與土地打了一輩子的交道。外祖父強一點，他不光靠種田刨點食，肚中有點貨，據說當過保長什么的。他常常穿著一身還算得體的長衫，田間沒活干時坐在鎮上的小茶館里，與人閑聊。方圓十幾里的地方，少不了扯皮拉筋的事，鄉規民約調解不下來的，靠打官司裁決。這樣，不時有人前來找他幫忙。他能說會道，攬下一樁差事，自然少不了一點好處費；多少不一定。正因為見識多一點，眼光遠一點，后來下了漢口，并站穩了腳跟。

　　祖父去世時，幾乎沒有留下一點值錢的東西。好在先前我的五叔和父親已經打發出去了，少了兩張吃閑飯的口。不然，家中日后的生活會更加拮據。外祖父辭世時，也沒留下什么積蓄。雖說孩子少，但稚嫩的舅舅尚未當家立志，里外全靠外祖母一人獨立苦撐。

　　說起來也怪，有兄妹七人的父親，僅跟五叔合不來。因此，倔強的五叔很少去我家。五嬸娘家的弟弟（長的很帥，像《南征北戰》中的張軍長），住在我家附近的蘆蓆街，和我父親同在一個單位，是理發的。幾腳路的功夫，五叔去他家走親戚時，也不順便來我家看看。我父親七十多歲時，住在我妹妹家里時，五叔專門前來看望過一次。兩個老弟兄坐在一起，不說話（那時，我父親變沉默了），表情都很平淡。這好像是最后一面，我當時也在場。盡管沒有相談甚歡的氣氛，但他們心中的宿怨，早隨著時光的流逝，蕩然無存了。其實，父親心里有五叔，常提起他不幸的遭遇。

　　舊社會人多的窮家小戶，日子過不下去時往往打孩子的主意。聽父輩說，五叔很小時送給了當地一戶周姓的小地主家，不幾年的光景解放了。過去看重家庭成份，他也到了懂事的年齡，看形勢知道輕重。他吵著鬧著，硬是纏著祖母把他弄回了老劉家。過去窮人的無奈之舉，為人民謀幸福的新政府理解，他終于回到了貧雇農溫暖的懷抱。想到兒女們不再為不好的成份影響政治前途，五叔的腰桿子一下子硬了——走在路上，開始挺胸抬頭了。他在富人家過沒過幾天好日子，我不大清楚，但他念過幾年的舊私塾，識文斷字，我是知道的。從能讀上書這一點看，過繼給人家后，新主待他不算薄。前些年他七十多歲時，諶家礬的幺叔過世，我們回去奔喪。事畢后，我們逆灄水河而上，順便去了一趟黃陂鄉下看望五叔（我們背地里叫“再啟叔叔”）；他一個人住在畈上的舊宅里。他一張口，還是子乎者也的八股東西，像舊時鄉村的老學究。國學知識少得可憐的我，頓時感到汗顏。當他提及我以前在潛江工作時的事，我心里想：“五叔心里掛記我們啊?！?/p>

　　和五叔給人家做兒子不同，我父親是十幾歲離開家鄉，到漢口謀生的。他是我的外祖父，也是他的舅舅帶出來的。早年從周家大灣出來闖漢口的祖父，經打拼謀得一份還算穩定的差事。他心里總惦記著鄉下的窮外甥，想弄到城里來混口飯吃。我父親排行老三，鄉下的侄兒侄女都親切地叫他三伯或漢口的三伯。要知道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在城里當工人有月薪，父親的裝卸公司那時的勞動報酬是計件，一月關餉兩次，手上總會有活錢，日子比較寬松。不像收入微薄的人家，一到月底，找人借錢借物，如米、鹽什么的周轉。對平日里指望雞生幾個蛋，拿到供銷社換點油鹽及零花錢的鄉下人來說，大城市天堂似的，誰不向往？

　　過去城里戶籍控制嚴，工廠的臨時工一般不用外地人。農村的男人只好老老實實地呆在家務農，女子往往靠婚姻嫁到城里去。我舅媽娘家五通口的親戚家，有一個模樣長得比較俊的女兒，想擺脫農業，托漢口的娘家人幫忙物色對象。城鄉差別很大的年代，因自身或者家庭條件差，高不成低不就，拖成了老大難的，為解決個人問題，急著抱孫子的母親會托付街坊鄰居回鄉下時，幫忙物色對象，是常有的事。舅媽娘家的這門親事，成沒成我不知道，不過，那一段時間鄉下的親戚，總在我們這兒進進出出的。我家后來住在天聲街附近叫輔仁村的小巷子里，那兒就有一戶人家是農村來的媳婦。聽人說，好心的居委會主任，常常為轄區內鄉下來的女方落戶的事跑街道、派出所，很操心的。孩子中學快念完了，母子還沒有落實城鎮非農業戶口的，過去不算稀奇。

　　從鄉下的放牛娃變成了城里人的父親，從沒忘本，也提醒我們不要忘記舊社會的苦。所以，他總是在除夕的凌晨五時，兩家人在一起吃團年飯。家中外祖母主事，舅為大，隨周家的規矩。一邊喝老酒，一邊給孩子們憶苦思甜。平時灑落在桌面上的酒，他會舔干凈。說的無非是十幾歲時，天下著雪的寒冬臘月，為生計赤著腳從黃陂鄉下走到漢口……他并沒有刻意烘托氣氛，像工宣隊員在學校作憶苦思甜報告時喧染凄涼、說陰歷年關什么的，年年彈老調，我們的耳朵聽起了繭。他一張口提及這事，我們就小聲議論開了：“看，來了，又來了！”五六十年代是計劃經濟，買什么東西都要憑票證，平時吃點好的像打牙祭，眼巴巴地盼著過年能敞開肚皮吃個痛快，經父親這么一攪和，誰還吃得下去？每到這時，我母親會不耐煩地攔?。骸澳f了，莫說了，讓孩子們開開心心地過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