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芬奇畫《最后的晚餐》，有個耐人尋味的傳說：作畫之初，達芬奇見到一個容貌異常肅穆秀挺的人，以他作為耶穌的模特兒。九年后，整個畫面的構圖已基本就緒，人物也大致成型，唯叛徒猶大還是一個空白，令畫家犯愁。達芬奇四處尋訪，難覓猶大模特兒的合適人選，最后不得不求助于監獄，終于從死刑犯里發現一滿意者。那罪犯容貌極其猥瑣險惡，畫家已不復認識此人，而這個罪犯仍記得畫家，他說：“達芬奇先生，你這是第二次畫我了。九年前我不就是你畫里的耶穌么？”

　　畫中最圣潔、最美好的形象耶穌和最卑劣、最丑惡的形象猶大竟取用于同一模特兒！稍一思索，也沒什么可奇怪的：九年前那人心地善良品質純凈，因而形諸于外給人以美感；爾后由于作惡多端，淪為死囚，心變壞了貌也變丑了，正應了中國一句俗語：“相隨心轉”。然而這個故事的意義遠不止于相法的印證，它還為一切文學藝術的創作顯示了某種規律性，并為生理學心學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據。

　　人的外貌，就表面感覺而言，與內心存在兩種關系，即一致性和二致性。外貌善良內心善良這是一致性；外貌善良內心險惡就是二致性。一致性是普遍規律，二致性是特殊現象。達芬奇畫《最后的晚餐》，兩次用同一人作模特兒，遵循的是一致性規律；雨果寫《巴黎圣母院》塑造打鐘人加西莫多和青年軍官法比則有意顯示二致性現象：加西莫多外貌奇丑而內心特善；法比外表高雅而靈魂卑下。（對其他人物，尤其是對女主角吉卜賽姑娘仍遵循一致性規律）

　　外貌中眼神與內心的關系是一致性的重點，二致性的難點，因此歷來為作家所關注。說難，因為“眼睛是靈魂的窗戶”，即便是國際超級間諜，經過“內心的化裝”，也不可能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始終保持二致性而避免一致性。眼神訴諸人們的已非感覺，而是知覺，所以成為觀察和表現的焦點。

　　至于外貌其他方面與內心的關系，一致性和二致性均大量存在，二致性是個永遠探索不盡的領域。對于一致性，筆者從抽樣與了解中歸納出了如下一些表現：

　　眼神坦露：活潑、激進。含蓄：沉靜、溫和。

　　聲調尖細：易變、善感。渾厚：穩定、沉著。

　　姿態挺拔：執著、自尊。松軟：隨和、自如。

　　步調寬緩：膽大、心細。窄速：膽小、心粗。

　　氣質內向：冷靜、孤僻。外向：熱情、合群。

　　容顏舒展：愉快、開朗。收縮：封閉、憂郁

　　趣味清高：偏重精神。世俗：偏重物質。

　　裝束淡雅：偏重情緒。濃艷：偏重感官。

　　既屬抽樣，以偏概全在所難免，而所謂普遍，當然也未排斥特殊，我只是想借此表明外貌與內心一致性的客觀存在。

　　由于人類社會生活，特別是精神生活的深刻演變，伴隨而來審美意識的更新，人物形和神的表現更趨于二致性。盡管二致性的掌握和運用在先輩筆下已屢見不鮮，但其受到廣泛重視并和日益增強的新型審美心理合拍，則是當代文學藝術領域的特征。當今讀者和作者似乎更熱衷一些“貌惡心善”的角色，更喜歡粗獷的乃至粗俗的外表下潛藏的真善美，而對正人君子翩翩少年之流興趣索然。

　　二致性的本質特征是不協調，而這種不協調是生活本身的一種反映，它所產生的新鮮感可予人意想不到的效果，能從根本上克服臉譜化而顯示對象的潛意識。文學家和藝術家從民族傳統的縱向繼承和國外形式的橫向借鑒中找到接頭，編織成結實絢麗的網絡，這也許便是文藝的現代化。

　　二致性的掌握和運用已在創作實踐中成為強大趨勢而被越來越多的讀者和觀眾所接受，但是話說回來，過分強調或一味追求二致性也并非上策，這與墨守一致性的陳規同樣有損于創作的豐富和發展。二致性須與一致性結合運用，象音樂中不協和弦與協和弦交相奏鳴一樣，美感才能完滿。任何顧此失彼各走極端的結果都只能削弱表現力。而且，不論一致性還是二致性，對人來說，寫外貌仍屬手段，寫內心才是目的。寫外貌講究精練，要著重動態；寫內心講究精細，要著重矛盾。然而這涉及人物形和神另一方面問題，已非本文主旨，就在此打住了。

　　注：二致性即非一致性，源出“毫無二致”、“完全一致”之類說法，筆者為表達方便而使用這一詞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