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歲，或者六歲，我上了幼兒園。有一天母親跟奶奶說：“這孩子還是得上幼兒園，要不將來上小學會不適應。”說罷她就跑出去打聽，看看哪個幼兒園還招生。用奶奶的話說，她從來就這樣，想起一出是一出。很快母親就打聽到了一所幼兒園，剛開辦不久，離家也近。母親跟奶奶說時，有句話讓我納悶兒：那是兩個老姑娘辦的。

　　母親帶我去報名時天色已晚，幼兒園的大門已閉。母親敲門時，我從門縫朝里望：一個安靜的院子，某一處屋檐下放著兩只嶄新的木馬。兩只木馬令我心花怒放。母親問我：“想不想來？”我堅定地點頭。開門的是個老太太，她把我們引進一間小屋，小屋里還有一個老太太正在做晚飯。小屋里除兩張床之外只放得下一張桌子和一個火爐。母親讓我管胖些并且戴眼鏡的那個叫孫老師，管另一個瘦些的叫蘇老師。

　　我很久都弄不懂，為什么單要把這兩個老太太叫老姑娘？我問母親：“奶奶為什么不是老姑娘？”母親說：“沒結過婚的女人才是老姑娘，奶奶結過婚。”可我心里并不接受這樣的解釋。結婚嘛，不過發幾塊糖給眾人吃吃，就能有什么特別的作用嗎？在我想來，女人年輕時都是姑娘，老了就都是老太太，怎么會有“老姑娘”這不倫不類的稱呼？我又問母親：“你給大伙買過糖了嗎？”母親說：“為什么？我為什么要給大伙買糖？”“那你結過婚嗎？”母親大笑，揪揪我的耳朵：“我沒結過婚就敢有你了嗎？”我越發糊涂了，怎么又扯上我了呢？

　　這幼兒園遠不如我的期待。四間北屋甚至還住著一戶人家，是房東。南屋空著。只東、西兩面是教室，教室里除去一塊黑板連桌椅也沒有，孩子們每天來時都要自帶小板凳。小板凳高高低低，二十幾個孩子也是高高低低，大的七歲，小的三歲。上課時大的喊小的哭，老師喝斥了這個哄那個，基本亂套。上課則永遠是講故事。“上回講到哪兒啦？”孩子們齊聲回答：“大-灰-狼-要-吃-小-山-羊-啦！”通常此刻必有人舉手，憋不住尿了，或者其實已經尿完。一個故事斷斷續續要講上好幾天。“上回講到哪兒啦？”“不-聽-話-的-小-山-羊-被-吃-掉-啦！”

　　下了課一窩蜂都去搶那兩只木馬，你推我搡，沒有誰能真正騎上去。大些的孩子于是發明出另一種游戲，“騎馬打仗”：一個背上一個，沖呀殺呀喊聲震天，人仰馬翻者為敗。兩個老太太--還是按我的理解叫她們吧--心驚膽戰滿院子里追著喊：“不興這樣，可不興這樣啊，看摔壞了！看把劉奶奶的花踩了！”劉奶奶，即房東，想不懂她怎么能容忍在自家院子里辦幼兒園。但“騎馬打仗”正是熱火朝天，這邊戰火方歇，那邊烽煙又起。這本來很好玩，可不知怎么一來，又有了懲罰戰俘的規則。落馬者僅被視為敗軍之將豈不太便宜了？所以還要被敲腦蹦兒，或者連人帶馬歸順敵方。這樣就又有了叛徒，以及對叛徒的更為嚴厲的懲罰。叛徒一旦被捉回，就由兩個人壓著，倒背雙手“游街示眾”，一路被人揪頭發、擰耳朵。天知道為什么這懲罰竟至比騎馬打仗本身更具誘惑了，到后來，無需騎馬打仗，直接就玩起這懲罰的游戲。可誰是被懲罰者呢？便涌現出一兩個頭領，由他們說了算，他們說誰是叛徒誰就是叛徒，誰是叛徒誰當然就要受到懲罰。于是，人性，在那時就已暴露：為了免遭懲罰，大家紛紛去效忠那一兩個頭領，阿諛，諂媚，惟比成年人來得直率。可是！可是這游戲要玩下去總是得有被懲罰者呀。可怕的日子終于到了。可怕的日子就像增長著的年齡一樣，必然來臨。

　　做叛徒要比做俘虜可怕多了。俘虜尚可表現忠勇，希望未來，叛徒則是徹底無望，忽然間大家都把你拋棄了。五歲或者六歲，我已經見到了人間這一種最無助的處境。這時你唯一的祈禱就是那兩個老太太快來吧，快來結束這荒唐的游戲吧。但你終會發現，這懲罰并不隨著她們的制止而結束，這懲罰擴散進所有的時間，擴散到所有孩子的臉上和心里。輕輕的然而是嚴酷的拒斥，像一種季風，細密無聲從白晝吹入夜夢，無從逃脫，無處訴告，且不知其由來，直到它忽然轉向，如同莫測的天氣，莫測的命運，忽然放開你，調頭去捉弄另一個孩子。

　　我不再想去幼兒園。我害怕早晨，盼望傍晚。我開始裝病，開始想盡辦法留在家里跟著奶奶，想出種種理由不去幼兒園。直到現在，我一看見那些哭喊著不要去幼兒園的孩子，心里就發抖，設想他們的幼兒園里也有那樣可怕的游戲，響晴白日也覺有鬼魅徘徊。

　　史鐵生：我的幼兒園

　　幼兒園實在沒給我留下什么美好印象。倒是那兩個老太太一直在我的記憶里，一個胖些，一個瘦些，都那么慈祥，都那么忙碌，慌張。她們怕哪個孩子摔了碰了，怕弄壞了房東劉奶奶的花，總是吊著一顆心。但除了這樣的怕，我總覺得，在她們心底，在不易覺察的慌張后面，還有另外的怕。另外的怕是什么呢？說不清，但一定更沉重。

　　長大以后我有時猜想她們的身世。她們可能是表姐妹，也可能只是自幼的好友。她們一定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她們都彈得一手好風琴，似可證明。我剛到那幼兒園的時候，就總聽她們向孩子們許愿：“咱們就要買一架風琴了，幼兒園很快就會有一架風琴了，慢慢兒地幼兒園還會添置很多玩具呢，小朋友們高不高興呀？”“高——興！”就在我離開那兒之前不久，風琴果然買回來了。兩個老太太視之如珍寶，把它輕輕抬進院門，把它上上下下擦得锃亮，把它安放在教室中最醒目的地方，孩子們圍在四周屏住呼吸，然后蘇老師和孫老師互相推讓，然后孩子們等不及了開始嘁嘁嚓嚓地亂說，然后孫老師在風琴前莊重地坐下，孩子們的包圍圈越收越緊，然后琴聲響了孩子們歡呼起來，蘇老師微笑著舉起一個手指：“噓——噓——”滿屋子里就又都靜下來，孩子們忍住驚嘆可是忍不住眼睛里的激動……那天不再講故事，光是聽蘇老師和孫老師輪流著彈琴，唱歌。那時我才發覺她們與一般的老太太確有不同，臉上的每一條皺紋里都涌現著天真。那琴聲我現在還能聽見。現在，每遇天真純潔的事物，那琴聲便似一縷縷飄來，在我眼前，在我心里，幻現出一片陽光，像那琴鍵一樣地跳動。

　　我想她們必是生長在一個很有文化的家庭。我想她們的父母一定溫文爾雅善解人意。她們就在那樣的琴聲中長大，雖偶有輕風細雨，但總歸晴天朗照。這樣的女人，年輕時不可能不對愛情抱著神圣的期待，甚至難免極端，不入時俗。她們竊竊描畫未來，相互說些臉紅心跳的話。所謂未來，主要是一個即將不知從哪兒向她們走來的男人。這個人已在書中顯露端倪，在裝禎精良的文學名著里面若隱若現。不會是言情小說中的公子哥。可能會是，比如說托爾斯泰筆下的人物。但絕不是渥倫斯奇或卡列寧一類。然而，對未來的描畫總不能清晰，不斷的描畫年復一年耗損著她們的青春。用“革命人民”的話說：她們真正是“小布爾喬亞”之極，在那風起云涌的年代里做著與世隔絕的小資產階級溫情夢。大概會是這樣。也許就是這樣。

　　假定是這樣吧，但是忽然！忽然間社會天翻地覆地變化了。那變化具體是怎樣侵擾到她們的生活的，很難想象，但估計也不會有什么過于特別的地方，像所有衰敗的中產階級家庭一樣，小姐們惟驚恐萬狀、睜大了眼睛發現必須要過另一種日子了。顛沛流離，投親靠友，節衣縮食，隨波逐流，像在失去了方向的大海上體會著沉浮與炎涼……然后，有一天時局似乎穩定了，不過未來明顯已不能再像以往那樣任性地描畫。以往的描畫如同一疊精心保存的舊鈔，雖已無用，但一時還舍不得扔掉，獨身主義大約就是在那時從無奈走向了堅定。

　　她們都還收藏著一點兒值錢的東西，但全部集中起來也并不很多，算來算去也算不出什么萬全之策，惟知未來的生活全系于此。就這樣，現實的嚴峻聯合起往日的浪漫，終于靈機一動：辦一所幼兒園吧。天真爛漫的孩子就是鼓舞，就是信心和歡樂。幼兒園嗎？對，幼兒園！與世無爭，安貧樂命，傾余生之全力澆灌并不屬于我們的未來，是嗎？兩個老姑娘仿佛終于找回了家園，云遮霧障半個多世紀，她們終于聽見了命運慷慨的應許。然后她們租了一處房子，簡單粉刷一下，買了兩塊黑板和一對木馬，其余的東西都等以后再說吧，當然是錢的問題……小學快畢業的時候，我回那幼兒園去看過一回。果然，轉椅、滑梯、攀登架都有了，教室里桌椅齊備，孩子也比以前多出幾倍。房東劉奶奶家已經遷走。一個年輕女老師在北屋的廊下彈著風琴，孩子們在院子里隨著琴聲排練節目。一間南屋改作廚房，孩子們可以在幼兒園用餐了。那個年輕女老師問我：“你找誰？”我說：“蘇老師和孫老師呢？”“她們呀？已經退休了。”我回家告訴母親，母親說哪是什么退休呀，是她們的出身和階級成分不適合教育工作。后來“文革”開始了，又聽說她們都被遣送回原籍。

　　“文革”進行到無可奈何之時，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見孫老師。她的頭發有些亂，直著眼睛走路，仍然匆忙、慌張。我叫了她一聲，她站住，茫然地看我。我說出我的名字，“您不記得我了？”她臉上死了一樣，好半天，忽然活過來：“啊，是你呀，哎呀哎呀，那回可真是把你給冤枉了呀。”我故作驚訝狀：“冤枉了？我？”其實我已經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可事后你就不來了。蘇老師跟我說，這可真是把那孩子的心傷重了吧？”

　　那是我臨上小學前不久的事。在東屋教室門前，一群孩子往里沖，另一群孩子頂住門不讓進，并不為什么，只是一種游戲。我在要沖進來的一群中，使勁推門，忽然門縫把我的手指壓住了，疼極之下我用力一腳把門踹開，不料把一個女孩兒撞得仰面朝天。女孩兒鼻子流血，頭上起了個包，不停()地哭。蘇老師過來哄她，同時罰我的站。我站在窗前看別的孩子們上課，心里委屈，就用蠟筆在糊了白紙的窗欞上亂畫，畫一個老太太，在旁邊注明一個“蘇”字。待蘇老師發現時，雪白有窗欞已布滿一個個老太太和一個個“蘇”。蘇老師顫抖著嘴唇，只說得出一句話：“那可是我和孫老師倆糊了好幾天的呀……”此后我就告別了幼兒園，理由是馬上就要上小學了，其實呢，我是不敢再見那窗欞。

　　孫老師并沒有太大變化，惟頭發白了些，往日的慈祥也都并入慌張。我問：“蘇老師呢，她好嗎？”孫老師抬眼看我的頭頂，揣測我的年齡，然后以對一個成年人的語氣輕聲對我說：“我們都結了婚，各人忙各人的家呢。”我以為以我的年齡不合適再問下去，但從此心里常想，那會是怎樣的男人和怎樣的家呢？譬如說，與她們早年的期待是否相符？與那陽光似的琴聲能否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