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近視越來越嚴重了，老師已經兩次把我往前調桌了。盡管這樣，黑板上的粉筆字還是越來越模糊。這時候，我便有了一個想配副眼鏡的沖動。因為，我看到我們班的李海燕最近不知道從哪里配了一副乳白色的近視眼鏡，這在我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的農村學校里是頗為稀奇的。我想，她有了這副眼鏡，一定是看什么都非常清楚了吧。一段日子里，我很羨慕她。

　　我把這個想法先和母親說了，因為在我們的印象里，母親是溫和的和最可親近的。母親問我，要多少錢？上哪里配去？我說我也不知道，等我問問吧。母親嘆了口氣，責怪我說:上學不好好學習，成天價沒完沒了地看大書（母親把長篇小說都稱為“大書”），眼不壞才怪呢！我低著頭，不言語了。母親批評的很對，因為我在課堂上不注意聽講，偷偷地看“大書”，最近我借人家的兩部“大書”——《野火春風斗古城》和《紅旗譜》都被老師沒收了。

　　不知道為什么，那個時候，初中三年的時間，我們學校里的男生和女生卻從來都不說話。但終于在一天的下午，當李海燕值完日，教室里只有我們兩個人，她提起書包剛要走的時候，我按捺不住地大著膽子叫了一聲“李海燕”！她驚異地回過頭來，臉“騰”地紅了。她知道我不是今天的值日生，一定是和她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說。我也紅著臉問:“你的眼鏡從哪里配的？花了多少錢？”她機警地向四下里瞄了一眼，低低的聲音說:“從北京的大柵欄兒，十塊錢。”哦，知道了。謝謝你！”還沒等她醒過神來，我拎起書包，一下子沖出了教室。

　　那天晚上，母親還是鼓足了勇氣對父親說:“老二的眼越來越厲害了，什么都看不清。不行就給他配副眼鏡吧！……這一程子他學習倒是上心了。”

　　我知道父親脾氣暴躁，是屬于“一點就著”的那種，可是父親在外人面前從來沒低過頭，按我們這里的說法是說“上聯兒”的人。因此，我們哥幾個因為淘氣沒少挨父親的打罵。

　　忽明忽暗的煤油燈下，父親正專心致志地編著荊條筐，修長柔軟的荊條子在他的手上靈巧地跳躍著。好半天，父親也沒言語，依舊低著頭編筐。也不知道是沒聽見母親的話，還是心里有了怒氣，故意不搭腔。我怯懦地站在一旁，心里卻“突、突”地打著鼓，生怕父親又發脾氣，因為這關系到錢，父親對錢財看得很重。

　　見父親不說話，母親又說:“有十塊錢就夠了。”

　　“十塊錢？你知道咱們隊的工值才兩毛多，咱們兩個上一天工也掙不了五毛錢。我白天上工，晚上偷偷摸摸編一宿筐，累死累活能掙幾塊錢？那可是十塊錢哪！”

　　父親的一番話，倒讓母親無語了。父親說的是實話。那個時候，錢雖然很實在，卻家家都過得很艱難。光靠天天上工掙的那幾個工分，日子是很拮據的。幸好父親從小就有編筐的手藝，就沒白天沒黑夜地編荊條筐，再偷偷摸摸地拿到附近三里五鄉的村子里吆喝著去賣，來維持我們一大家子最基本的生活。荊條背筐和荊條籃子在當時的農村是搶手的俏貨，干農活都離不了的。那個年月，誰家都缺吃缺喝，可父親偏偏憑著他那雙如花的妙手托起了我們一家八口衣食無憂的日子，引來食不果腹的相鄰們一片艷羨。為了這個，在三天一小會五天一大會的全體社員會上，父親沒少挨隊長和村革委會主任們旁敲側擊的不點名批評。可父親仗著和村里一個副主任在窮困潦倒的青壯年時候一起跑過內蒙，并且兩人還在荒涼的大草原上誓同生死焚香而拜，所以父親依舊我行我素。革委會的干部們看著副主任的面子拿父親也沒辦法，只好掙一只眼閉一只眼。其實，父親編筐搞家庭副業，在那個時候是絕對不允許的，這是在搞“小自摟”，是要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幸虧有那點兒關系，不然一定會被扣上“四類份子”帽子，游街批斗掃大街，搞得你人不人鬼不鬼，飽受摧殘不說，在人前也抬不起頭來。

　　我以為我想配副眼鏡這件事因為父親的不支持就這樣不了了之了，因為都十幾天過去了，母親沒敢再提，父親依舊不理這個茬兒。我自然不愛搭理我的父親，整天耷拉著臉，一副氣囊囊的樣子，瞅都不瞅他一眼。忽然在這天，大家圍坐在炕上一起吃晚飯的時候，不知怎么太陽打西邊出來了，父親竟看著我笑了起來。我不知道他的葫蘆里到底要賣什么藥，那副笑容現在想起來都記憶猶新，感覺頗有些瘆得慌。

　　笑過，父親說：“老二啊，你不是想要副眼鏡嗎？你這個想法也不差。學生嗎，眼不好還怎么學習。你說是不？”父親突然能說出這話來，倒使我感到很驚奇，我抬起頭來，才敢正視父親，心里卻忽然感覺很美好，好像點起了一盞希望的燈。

　　父親又說：“我看這樣吧，不是十塊錢嗎？供銷社收購站在收購干羊草，你割羊草賣吧。你攢夠五塊錢，我再給你填上五塊，我就帶你上大柵欄兒。那地方早年間我去過，挺熱鬧的，咱們也開開眼去！”

　　我故意試探一下父親是不是在逗我，便努力噘著嘴，也不言語，把臉又扭向了一邊。父親見我有些不大相信，立刻急赤白臉地說：“我都給你打聽好了，收購站收的干羊草是一百斤兩塊錢，你要是想要眼鏡就去割草吧！反正棒子地里有的是，你要是連羊草都懶的割，干脆學也別念了！”

　　一來我怕父親又要發脾氣，二來這回我徹底相信了父親的話，竟喜不自禁地捂著嘴偷偷地笑了。

　　自此，我開始了長達半個月的割羊草的生活。

　　其實，農村里割羊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收購站在收羊草的時候是很挑剔的。溝溝墁墁上有的是千奇百怪的草，可那不是收購站要的，他們要的是棒子地里又長又嫩的青草。我和我最要好的玩伴兒小明一人手握一把雪光锃亮的鐮刀，背著一個荊條大背筐，天天鉆行在一人多高的棒子地里，忍受著黏濕的燥熱，忍受著蚊蟲的叮咬，還要忍受著棒子葉把我們的臉上和胳膊上剌成一道道血印子，火辣辣的疼。有時候我們還要花費很大的功夫找草，因為鮮嫩的青草不是隨處都有的。有的生產隊把一大塊兒棒子地鋤了一遍又一遍，一眼望不到頭的墨綠的棒子地里干凈得像洗過的盤碗，一顆草不見。我們每找到一塊兒肥碩的青草地，欣喜的都要蹦起來。我們把一捆一捆的青草抱出棒子地，抱到地頭，再整齊利落地裝筐，用繩子勒緊，然后背在身上一路說笑著往家走。有時候我們感覺實在累了，我們便來到地頭，躺在柔軟的草捆上，長長地呼出一口氣，看雪山般的白云在宏偉空闊的天上不慌不忙地漂浮，聽風的簡單的歌聲和棒子葉隱約地竊竊私語。

　　就這樣，經過半個多月的割草和晾曬，透干透干的羊草在院子里碼成了一垛。等我和父親用小推車高高興興地把羊草推到供銷社收購站一稱，整整一百五十斤。父親從收購員手里接過三塊錢，平時很少對我們笑的他這次卻笑瞇瞇地對我說：“這三塊錢我不要，這是你自己的勞動得來的，還是你個人留著吧。不過你可要省著點兒花，不能見什么買什么。明天我就帶你去北京！”太好了！聽到父親這話，我高興的一時都不知道怎么好了。

　　北京！我一直神往的地方，是我們中國的首都。只是從課本上了解過它的美麗和璀璨，卻一次都沒去過。這夜，年少的我第一次失眠了。我躺在炕上，翻來覆去地怎么也睡不著，恨不得一下子天就亮了。熬啊熬，等啊等，終于盼到紙糊的東窗戶漸漸顯出了白色。父親和我一起起身下炕，一人騎著一輛自行車，繞道三十里去縣城，花了四毛錢把兩輛車子存在了一個小旅館里，然后再從縣城坐上直達北京的班車，行駛一百公里到達北京。

　　到了北京，父親又領著我換乘了市內公交車。當公交車行駛到天安門廣場時，我還在糊里糊涂地東張西望。父親急忙興奮地對我說：“兒子你看，這就是天安門！”“看，剛建成的毛主席紀念堂！”“還有這兒，快看！人民大會堂！”父親從座位上站了起來，在徐徐前行的班車上，一反常態地對初次來北京的我高興地不住地介紹著。我也激動地凝望著快速掠過去的一個個雄偉的建筑，都有些目不暇接了。但是，與此同時，我分明感覺到車上有些人對我們父子明顯地顯露出鄙夷的神色，似乎在嘲笑我們沒見過世面，是農村來的土佬帽。可是我的父親光顧著給我介紹了，卻對此毫無察覺。我突然感到我們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傷害——為我，也為我的父親。

　　我和父親的北京大柵欄兒之行，是我今生的第一副近視眼鏡。那副眼鏡，陪伴了我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白駒過隙，如今，我也步入了不惑之年。懵懂無知青春年少時喜歡看“大書”的我，現在也常常在報紙雜志上和站上發表一些文章。可是，我的父親卻老的不成樣子了。近些年，他又患上了嚴重的老年癡呆癥。他一天總是朝我們“呵呵”地傻笑著，我們問他什么，他什么也不回答。有時候，他兩只眼睛死死盯住一個地方，好半天都目不轉睛，嘴里嘰里咕嚕地磨叨著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話。有一次，一個在南方某軍區擔任過司令員的老首長突然來到了我們村，向人們打聽他小時候一個最要好的玩伴兒，一個乳名叫“嘎蛋兒”，后來又隨母親從山里改嫁到我們村來的人。打聽來打聽去，打聽到了我們家。我們記得很清楚，父親當年曾不止一次跟我們說過，他從小在山里的時候，有一個和他最好的竹馬之友，從小就出去當了兵，聽說在外當了“大官兒”，可已經有幾十年和父親失去聯系了。父親還說，他的乳名叫“石頭”，而父親的乳名就叫“嘎蛋兒”。當村里人領著老首長找到了我們家，確認了老首長要找的人就是我的父親，老首長上前一下子握住了父親的手，百感交集。父親，您不是總和我們說想要見見您這位“出息了”的“石頭兄弟”嗎？現在，他就在您的眼前了！可是，我的父親面對著老首長——六十年都未曾謀面的、他從小情同手足的摯友，只是一個勁兒地傻笑，嘴里依舊嘰里咕嚕地磨叨著，我們都替父親著急。可悲的是，那縹緲的往事在父親的腦海中再也連不起脈絡分明的記憶。見此情景，我們的心里一個勁兒地難受。一生戎馬的老首長甚至連隨同的警衛也都流下了難過的淚水。

　　后來，父親自己走丟過一次，可把我們急壞了。我們在方圓百十里的縣城和村鎮都撒出了小廣告。七八天之后，在知情人的引導下才好不容易在八十里外的京郊房山區李莊把父親找到了。當時父親跟個土人一樣，滿臉的污垢，衣服也臟的不成樣子了，幾乎都快認不出來了。第一眼看到父親這樣子，我的大姐“哇”地一聲哭了出來，“爸爸——爸爸”一個勁兒地叫著。都說男兒有淚不輕彈，可是在此時，我們兄弟再也憋不住了，眼淚也一個勁兒地往下流。再后來，為了防止父親再出意外，我們想了一個法子，我們在父親的脖子上掛上了一個塑料小牌子，牌子里邊的硬紙板上清清楚楚地寫著我父親的名字和我們家人的聯系方式和地址，以及感謝之類的話。又過了將近兩個月，父親真的又丟了，這次不到一天就有好心人給我們打來了電話，我們便很順利地找到了父親，懸著的心才算放了下來。

　　父親，您還記得那時候您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什么嗎？您肯定不記得了，可是我們記得。您常說：干什么都沒容易的！

　　父親，您還記得那年您領著我騎著自行車取道縣城奔京城，給我配的第一副眼鏡嗎？您還記得那一年大年初一的早上，您因為編了一宿的背筐，累的躺倒在了餃子鍋里了嗎？您還記得我的大姐小時候得了腦炎，在一天深夜您背著她步行三十里去縣城給她看病嗎？您還記得在我們很小的時候，您常給我們說書講古，講的是《濟公傳》和《三俠劍》嗎？……

　　老年癡呆癥，屬于小腦萎縮，也叫阿爾茲海默癥，在現代醫學領域一直是難以治愈的頑疾，許多這方面的專家都對此回天乏術，望洋興嘆。所以，父親的智力就像一兩歲的幼兒，什么都不記得了，可是，我們都記得！并且永遠記得！

　　小時候，父親就像一座山，時刻護佑著我們，給我們堅實的依靠。

　　確實，父親是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