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證明信用關系的方式不是一成不變的

　　用來作為證明信用關系的借據，是隨著生產的發展，產業資本和貨幣資本的出現，商業信用和貨幣信用的發生而產生的一種證明信用關系的方式。在舊中國，這種方式，曾被資本占有者用來作為剝奪勞動剩余價值、賺取高額利潤的法律上的有效憑證。是由遠古時代“結繩記事，刻竹作書”為始，由于勞動工具的逐步改進，勞動果實有了剩余，部落之間勞動所得的不平衡，除了以暴力強行搶奪之外，又出現了互相借取，這便是我國信用的早期階段。它從物資抵押演變到字據，成為我國早期的借據雛型。乃至后來，為民間所廣為利用，作為借貸雙方“恐口無憑”以提防抵賴的“真憑實據”。然而，在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舊中國，一切為封建專制者所操縱，財閥之間，大魚吃小魚，有時，反而成了土地、資本占有者霸占、掠奪、并吞弱小庶民百姓的欺詐手段，威逼按押，強立假據，卻往往成了皇家衙門的“公證”。

　　但是，借款立據已成為我國人民借貸所必循的成規，為我國人民打下了深恒的烙印。幾千年來，一直把它作為證明信用關系的唯一方式，甚至當作一種不可更易的“法度”。同其他事物一樣，借據也有它的產生、興盛和衰老的序例演變過程，直至被另一種新的事物所取代，從而就完結了它的歷史使命。借據在我國歷史上，在單式記帳的會計核算年代，曾起了一定的作用，因為單式記帳，反映不出資金的結算方式和款項去向，只是一個業務收支記錄，不據原始憑證記帳，既使有了簡單的原始憑證，亦無齊全要素，在這種倩況下，就只有依靠借據才能證明信用關系。可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借據是證明信用關系所不可缺少的方式。新中國成立后，由于生產的迅速發展，信用活動日趨頻繁和復雜，銀行貸款一律逐筆立據的做法，已不適應業務發展的需要，于是出現了“限額貸款”（契約）、“活放活收（存貸合一帳戶）”、工結算貸款（據物資保證增減調整貸款額）”等不同種類的貸款。這些貸款，都是以銀行會計憑證和帳戶作為收、放的依據，而不再依賴借據。可見，證明信用關系的方式是隨著業務的發展而不斷地變化，不是一成不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