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我要吃紅薯。”一走進菜市場，孩子就指著堆放在菜攤旁的紅薯對我說。這年頭，孩子的話就像圣旨，我不假思索地走上前去，挑了幾個看上去又大又光滑的紅薯，稱了，付了錢——感覺價格貴得離譜，二塊五一斤。我暗笑，若在老家，那些堆成山一樣的紅薯，喂豬，豬都不太愛吃的，更別說，再讓人花錢去買了。

　　家鄉的紅薯叫紅苕。每年桔子成熟的季節，地里的紅苕也長大了，人們開始把它們從土里挖出來，再種冬小麥。那是一年中最后一個農忙節。田間地里，熱鬧非凡。男人們揮舞著鋤頭，一邊把生長在土里的紅苕刨出來，一邊和鄰地里的男人聊著天，從天氣到收成，或三里五村的新鮮事兒。有時也偶爾說到國家大事，開心處，“哈哈”大笑幾聲，引得女人和孩子們附和的笑。乏了，就聚在一處，用鋤柄當了臨時的凳子，相互散著煙，再神吹海聊一通。女人和孩子們就把紅苕撿起來去掉泥，再堆放好：個兒大的，放進用竹子編制的籮筐里；個子小的、被挖壞的，堆放在另一邊，這樣的紅苕，容易壞，不易儲存，所以喂豬的時候，先撿這樣的洗。每放滿兩個籮筐，男人就取來扁擔，套上籮繩，牙一咬，眉一挑，腰一挺，扁擔和籮筐就在肩上了，一路有節奏地晃晃悠悠，嘴里斷斷續續哼哼唱唱，以此表達著豐收的喜悅。

　　紅苕大多是紅皮兒的，被泥糊著的時候，看上去灰不溜秋，很像孩子們被弄臟的臉，經水一洗，就露出光鮮亮麗的面容。用刀去掉皮兒，再切開，從里面滲出奶白色的液體，這時，孩子們肚里的饞蟲就要作怪了，張嘴一咬，脆脆的，甜甜的，這就是我小時候唯一能吃到的“水果”。

　　有幾年里，每年紅苕豐收后，也是我最犯愁的日子。那年月，土地剛分配到戶，人們沒有別的經濟來源，就指望那點地打點糧食填飽肚子。偏偏家鄉又是人多地少，水稻的產量也不高，除了上交糧稅，人們常常是寅吃卯糧，小孩大人個個面黃肌瘦，紅苕，也很自然地成了那時的主食。看吧，每到傍晚時分，生產隊僅有的堰塘邊上，圍著一圈洗紅苕的男女。依然是竹子編成的筐篼，裝著大半篼紅苕，先往水里浸透，再“唰唰”地搡動著，他們的身形起伏有致，面赤心熱，不時地揮手擦擦頭上的汗，臉上盡是欣喜的神色。等到濁水散去，紅苕就算洗凈了，將篼撈出水面，把水瀝干，提回家，挑好的紅苕去了皮兒，切成小塊兒，或熬一鍋紅苕稀飯，或用木甑蒸。木甑是由杉木板箍制而成的圓桶，外形類似中空的圓臺，內有帶孔的隔板，頂部有蓋。蒸紅苕飯的時候，將桶內的隔板上鋪一層厚厚的紅苕，上面再鋪一層薄薄的夾生米飯，一起大火蒸了，待到木甑四周散出熱騰騰的蒸氣，紅苕和米飯特有的清香，便撲鼻而來。打開木甑蓋，那一甑顆粒飽滿，晶瑩透白的米粒，誘得人直流口水。米飯下面熟爛的紅苕，浸透了大米的香味，軟軟的，糯糯的，越發香甜，它在我幼小的年歲里，填補了不少缺糖少油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