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我要吃紅薯。”一走進菜市場,孩子就指著堆放在菜攤旁的紅薯對我說。這年頭,孩子的話就像圣旨,我不假思索地走上前去,挑了幾個看上去又大又光滑的紅薯,稱了,付了錢——感覺價格貴得離譜,二塊五一斤。我暗笑,若在老家,那些堆成山一樣的紅薯,喂豬,豬都不太愛吃的,更別說,再讓人花錢去買了。
家鄉的紅薯叫紅苕。每年桔子成熟的季節,地里的紅苕也長大了,人們開始把它們從土里挖出來,再種冬小麥。那是一年中最后一個農忙節。田間地里,熱鬧非凡。男人們揮舞著鋤頭,一邊把生長在土里的紅苕刨出來,一邊和鄰地里的男人聊著天,從天氣到收成,或三里五村的新鮮事兒。有時也偶爾說到國家大事,開心處,“哈哈”大笑幾聲,引得女人和孩子們附和的笑。乏了,就聚在一處,用鋤柄當了臨時的凳子,相互散著煙,再神吹海聊一通。女人和孩子們就把紅苕撿起來去掉泥,再堆放好:個兒大的,放進用竹子編制的籮筐里;個子小的、被挖壞的,堆放在另一邊,這樣的紅苕,容易壞,不易儲存,所以喂豬的時候,先撿這樣的洗。每放滿兩個籮筐,男人就取來扁擔,套上籮繩,牙一咬,眉一挑,腰一挺,扁擔和籮筐就在肩上了,一路有節奏地晃晃悠悠,嘴里斷斷續續哼哼唱唱,以此表達著豐收的喜悅。
紅苕大多是紅皮兒的,被泥糊著的時候,看上去灰不溜秋,很像孩子們被弄臟的臉,經水一洗,就露出光鮮亮麗的面容。用刀去掉皮兒,再切開,從里面滲出奶白色的液體,這時,孩子們肚里的饞蟲就要作怪了,張嘴一咬,脆脆的,甜甜的,這就是我小時候唯一能吃到的“水果”。
有幾年里,每年紅苕豐收后,也是我最犯愁的日子。那年月,土地剛分配到戶,人們沒有別的經濟來源,就指望那點地打點糧食填飽肚子。偏偏家鄉又是人多地少,水稻的產量也不高,除了上交糧稅,人們常常是寅吃卯糧,小孩大人個個面黃肌瘦,紅苕,也很自然地成了那時的主食。看吧,每到傍晚時分,生產隊僅有的堰塘邊上,圍著一圈洗紅苕的男女。依然是竹子編成的筐篼,裝著大半篼紅苕,先往水里浸透,再“唰唰”地搡動著,他們的身形起伏有致,面赤心熱,不時地揮手擦擦頭上的汗,臉上盡是欣喜的神色。等到濁水散去,紅苕就算洗凈了,將篼撈出水面,把水瀝干,提回家,挑好的紅苕去了皮兒,切成小塊兒,或熬一鍋紅苕稀飯,或用木甑蒸。木甑是由杉木板箍制而成的圓桶,外形類似中空的圓臺,內有帶孔的隔板,頂部有蓋。蒸紅苕飯的時候,將桶內的隔板上鋪一層厚厚的紅苕,上面再鋪一層薄薄的夾生米飯,一起大火蒸了,待到木甑四周散出熱騰騰的蒸氣,紅苕和米飯特有的清香,便撲鼻而來。打開木甑蓋,那一甑顆粒飽滿,晶瑩透白的米粒,誘得人直流口水。米飯下面熟爛的紅苕,浸透了大米的香味,軟軟的,糯糯的,越發香甜,它在我幼小的年歲里,填補了不少缺糖少油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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