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父母的婚事，我們作為孩子的總不能指指點點。雖然我們后來能發表一些議論，但那已經遠離了事件的中心，而且年代的確是有點太久遠了。我們是用倒算帳的方法來推測父母的婚姻的，這容易造成信號失真，況且不管怎么講，對父母是大不敬的，也是不公平的。離開事情的背景去靜態地分析這件事情，會掩蓋或歪曲歷史原來的面目，使本來就很渾濁的事實，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但歷史確實值得并需要回味和品嘗，尤其是像父母這樣革命者的歷史。倒不是因為他們作為勝利者置身在成功的光環里而值得追憶，而是自始至終他們對自己的生活都糊糊涂涂地明白著，一直到現在——直到我父親去世，母親孤身一人——這的確讓我們饒有興趣。

　　如果用“革命”這個充滿暴力意味的詞把父母拉扯在一起，顯然是簡單和粗暴的。但事情的確如此，是因為革命，他們才走到了一起。那個時候我年輕的父親像鄰村的那些年輕人一樣，被一本泛黃的書籍鼓動著，中斷了學業，在昏黃的油燈下經過短暫地培訓和宣誓，就開始一知半解地理解并執行革命任務。其實他還不知道，他已經渺茫地走進職業革命者的歷史里，政治的追光燈對他的映照已經越來越清晰了。他警惕而機械地走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口干舌燥地向那些木吶的人群宣講著政治圣經，幫助惶恐不安的他們打開那些大戶人家的糧倉，并把從他們過去“東家”的手上搶來的土地不由分說地送給他們，讓他們從物質的意義上來圖解革命。事情的結局可想而知。革命成功了，父親也成功了。我想，不管打著什么樣的旗號，瓜分別人財產的革命，即使現在再來一次，成功的勝算還是會比較大的。

　　父親認識母親的時候，她才剛剛走出校門。對紅色事業的追隨讓她站在了父親身后，身影單薄而堅定。神圣的光芒穿透她純潔的心靈，讓她有了持久而輕微地震顫。對政治過度的敏感，是他們那個時期革命者的普遍癥候，類似于低燒和觸電的感覺。雖然他們都正值談情說愛的年齡，但幾乎沒人關注這個問題，好像革命者都沒有青春期。個人感情被擱置起來，那些偶然發生的青春騷動對自身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或者被作為低級趣味被排除掉。那時正處在破壞和建設的初期，百廢待興，幾乎每天都有大事發生。愛情作為奢侈品從大眾的生活里被流放了，生活因此而單純起來，或許是更加復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