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文豪蘇東坡到大相國寺拜訪他的好友佛印和尚，恰值佛印外出。蘇東坡就在禪房住下，無意中看到了禪房墻壁上留有一首佛印題的詩，其詩云： “酒色財氣四堵墻，人人都在里面藏。誰能跳出圈外頭，不活百歲壽也長?！?蘇東坡看后，若有所思，提筆在佛印的詩旁附和了一首： “飲酒不醉是英豪，戀色不迷最為高;不義之財不可取，有氣不生氣自消。” 寫完后，蘇東坡次日便離去。幾日后，宋神宗趙頊在王安石的陪同下，來到大相國寺游覽。他們看到了佛印和蘇東坡的題詩，感到頗為有趣，神宗就對王安石說：“愛卿，你何不和一首?”王安石何等高才，他隨即應命，揮毫潑墨，寫道： “無酒不成禮儀，無色路斷人稀;無財民不奮發，無氣國無生機。” 宋神宗大為贊賞，也乘興題寫了一首，他寫的是： “酒助禮樂社稷康，色育生靈重綱常;財足糧豐家國盛，氣凝太極定陰陽。” 這是一組關于酒色財氣的妙趣橫生的組詩，由于作詩的人所處的立場和格局不同，對于酒色財氣四種事物產生了截然不同的評價。

　　佛印和尚的詩從佛家禪理之清修來談，提倡完全和酒色財氣相絕緣，出離世間，是佛家的出世思路，為內圣之法門。 蘇東坡的詩強調對待酒色財氣關鍵是把握一個度，中庸之道，乃是儒家個人修身方面而談，也屬于內圣之法。 王安石和宋神宗則從酒色財氣對國家社稷的正面作用方面來談，肯定了酒色財氣中所蘊含的積極因素，一個是賢相的眼界，一個是王者的格局。都屬于外王之道。 這就是認知不同，感受不同，故此一人一道，所以很多事物沒有對錯，只是我們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

　　看到此文我想起了昨日與一文友關于用詞的辯論。一位文友在自畫中寫到：“生于楚漢地。”對此我頗有微詞，就問：“楚漢地乃何處?”文友答：“湖北襄樊。”我說：“襄樊古稱楚漢，鮮為人知，何不改為荊襄?”這時另一位文友說：“楚之大，囊括湘鄂宛及陜之東南安康，實為戰國初期地之第一大國，故其影響深遠，如屈原君。漢之大自不必說。在我以為，荊襄之名，盛于三國，只一《三國演義》，使其名聲大噪，于史之說，遠遜于楚與漢。故還是楚漢為宜。”其實對于楚漢之名，我確為第一次聽說，但文學作品應選用廣為人知的詞匯較為穩妥，否則多數讀者會不知所云。于是我便反駁：“恕我孤陋，此前我并不知楚漢所指何地，但荊襄卻為世人所熟知。楚古有兩湘，世人皆知，可漢所為何指呢?在我看來漢是指今陜南和川蜀，也稱蜀漢。荊襄則是指今兩湖地區，所以此文用荊襄更為適宜。”文友并不認同我的理解，于是我們開始了激烈的爭辯。我們并未爭論出結果，最后轉移話題竟相談甚歡。

　　我們都沒有錯，只是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和角度不同。文友認為楚漢為宜是因為古楚涵蓋兩湘，從用詞考究來說確為適宜。而我認為荊襄也涵蓋了今兩湖，且廣為人知，從用詞嚴謹來說，并無不妥。其實很多事情并無對錯，只是看待問題的角度和出發點不同罷了，現實生活中如果我們遇事可以站在別人的角度考慮，多為對方著想的話，也許世間便不會有那么多的紛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