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母親愛做衣服，我父親曾經咕嚕過："一個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憶之一是我母親立在鏡子跟前，在綠短襖上別上翡翠胸針，我在旁邊仰臉看著，羨慕萬分，自己簡直等不及長大。我說過："八歲我要梳愛司頭，十歲我要穿高跟鞋，十六歲我可以吃粽子湯團，吃一切難于消化的東西。"越是性急，越覺得日子太長。童年的一天一天，溫暖而遲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紅絨里子上曬著的陽光。

　　有時候又嫌日子過得太快了，突然長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國衣服，蔥綠織錦的，一次也沒有上身，已經不能穿了。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傷心，認為是終生的遺憾。

　　有一個時期在繼母治下生活著，揀她穿剩的衣服穿，永遠不能忘記一件黯紅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顏色，穿不完地穿著，就像渾身都生了凍瘡;冬天已經過去了，還留著凍瘡的疤——是那樣的憎惡與羞恥。一大半是因為自慚形穢，中學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學畢業后跟著母親過。我母親提出了很公允的辦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話，那就不必讀書了，用學費來裝扮自己;要繼續讀書，就沒有余錢兼顧到衣裝上。我到香港去讀大學，后來得了兩個獎學金，為我母親省下了一點錢，覺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隨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還沉溺其中。

　　色澤的調和，中國人新從西洋學到了"對照"與"和諧"兩條規矩——用粗淺的看法，對照便是紅與綠，和諧便是綠與綠。殊不知兩種不同的綠，其沖突傾軋是非常顯著的;兩種綠越是只推扳一點點，看了越使人不安。紅綠對照，有一種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對照。大紅大綠，就像圣誕樹似的，缺少回味。中國人從前也注重明朗的對照。有兩句兒歌："紅配綠，看不足;紅配紫，一泡屎。"《金瓶梅》里，家人媳婦寧蕙蓮穿著大紅襖，借了條紫裙子穿著;西門慶看著不順眼，開箱子找了一匹藍綢與她做裙子。

　　現代的中國人往往說從前的人不懂得配顏色。古人的對照不是絕對的，而是參差的對照，譬如說：寶藍配蘋果綠，松花色配大紅，蔥綠配桃紅。我們已經忘記了從前所知道的。

　　過去的那種婉妙復雜的調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所以我喜歡到虹口去買東西，就可惜他們的衣料都像古畫似的卷成圓柱形，不能隨便參觀，非得讓店伙一卷一卷慢慢的打開來。把整個的店鋪攪得稀亂而結果什么都不買，是很難為情的事。

　　和服的裁制極其繁復，衣料上寬綽些的圖案往往被埋沒了，倒是做了線條簡單的中國旗袍。予人的印象較為明晰。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圖畫。買回家來，沒交給裁縫之前我常常幾次三番拿出來賞鑒：棕櫚樹的葉子半掩著緬甸的小廟，雨紛紛的，在紅棕色的熱帶;初夏的池塘，水上結了一層綠膜，飄著浮萍和斷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應當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還有一件，題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陰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看到了而沒買成的我也記得。有一種橄欖綠的暗色綢，上面掠過大的黑影，滿蓄著風雷。還有一種絲質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閃著木紋、水紋;每隔一段路、水上飄著兩朵茶碗大的梅花，鐵劃銀鉤，像中世紀禮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畫，紅玻璃上嵌著沉重的鐵質沿邊。

　　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種叫不出名字來的顏色，青不青，灰不灰，黃不黃，只能做背景的，那都是中立色，又叫保護色，又叫文明色，又叫混合色。混合色里面也有秘艷可愛的，照在身上像另一個宇宙里的太陽。但是我總覺得還不夠，還不夠，像VanGogh畫圖，畫到法國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總嫌著色不夠強烈，把顏色大量地堆上去，高高凸了起來，油畫變了浮雕。

　　對于不會說話的人，衣服是一種言語，隨身帶著的一種袖珍戲劇。這樣地生活在自制的戲劇氣氛里，豈不是成了"套中人"了么?(契訶夫的"套中人"，永遠穿著雨衣，打著傘，嚴嚴地遮住他自己，連他的表也有表袋，什么都有個套子。)

　　生活的戲劇化是不健康的。像我們這樣生長在都市文化中的人，總是先看見海的圖畫，后看見海;先讀到愛情小說，后知道愛;我們對于生活的體驗往往是第二輪的，借助于人為的戲劇，因此在生活與生活的戲劇化之間很難劃界。

　　有天晚上，有月亮底下，我和一個同學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我十二歲，她比我大幾歲，她說："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樣。"因為有月亮，因為我生來是一個寫小說的人。我鄭重地低低說道："我是……除了我的母親，就只有你了。"她當時很感動，連我也被自己感動了。

　　還有一件事也使我不安，那更早了，我五歲，我母親那時候不在中國。我父親的姨太太是一個年紀比他大的風塵女子，名喚老八，蒼白的瓜子臉，垂著長長的前留海，她替我做了頂時髦的雪青絲絨的短襖長裙，向我說："看我待你多好!你母親給你們做衣服，總是拿舊的東拼西改，哪兒舍得用整幅的絲絨?你喜歡我還是喜歡你母親?"我說："喜歡你。"因為這次并沒有說謊，想起來更覺耿耿于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