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記技巧。
我若不紀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過于我所最喜樂的，情愿我的舌頭貼于上腭。
……
將要被滅的巴比倫城啊，報復你，像你待我們的，那人便有福。
拿你的嬰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有福。
——《舊約·詩篇》，第137首
一
英國當代最杰出的道德哲學家之一伯納德·威廉斯在為以賽亞·伯林的文集《概念與范疇》一書所寫的《序》中說，從日常交談中認識伯林的人在讀他的文章時會感到失去了某種難以言說的東西，伯林以其獨特的方式顯示：“沒有任何一種抽象的或分析的觀念能夠脫離同歷史的及個人的思想的一切關系而獨立存在。每一種思想都不僅僅屬于某個環境，還屬于某位個人，將它置于其他一些思想的脈絡之中，它們顯得息息相通……”伯林的思想發展有其具體的歷史環境，要把握他的學術關懷的特點，了解他的生活背景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1979年，伯林獲得以色列最負盛名的文學獎耶路撒冷獎，他為授獎儀式準備了他的學術自傳《我生活中的三條主線》。他自稱絞成他生活之繩的三股線分別來自俄國、英國和猶太文化，三者融為一體，構成他獨特的身份。作者祖父為末代沙皇的大臣，不知是不是沙俄駐華公使、逼迫中國政府簽訂《北京條約》的尼古拉·巴甫洛維奇·伊格納季耶夫的后人。一書作者麥可·伊格納季耶夫認可這一說法，說伯林將三種矛盾的身份——俄國人、英國人和猶太人——編結為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這部傳記讀下來卻讓人感到，那股俄羅斯之線可有可無。伊格納季耶夫承認，伯林一直以靈活甚至狡詐的態度應付著忠于英國和忠于猶太種族之間的矛盾，“當他真的必須二者選擇其一的時候，他是將對自己民族的忠誠置于對英國的忠心之上的.。”書中很多重要細節揭示，對猶太民族命運的關心確是伯林生命中的主線。
猶太教中的先知以賽亞曾預言以色列的復興。作為以色列立國的功臣，以賽亞·伯林沒有辜負他的名字，沒有辜負慈母對他的期望。“以賽亞”是猶太血脈的象征，猶太復國的象征。伯林和他的牛津朋友莫里斯·鮑拉莫里斯·鮑拉(1898—1971)一樣，都是“以言語為琴弦的帕格尼尼”，一張嘴就展開智慧之翼。但他與“外邦人”(Gentile，非猶太人，非猶太教徒)鮑拉又有本質上的差異，他聊天的藝術來源于對耶路撒冷的思念，他如不把耶路撒冷看得高于一切，他就會如《舊約·詩篇》中的誓言所說，舌頭粘在上腭，發不出聲來。換句話說，他寧愿像傳說中的猶太老人那樣把舌頭割了，也不愿否認自己的民族認同。
二
伯林1909年6月6日出生在拉脫維亞首府里加一個猶太家庭，6歲時在拉脫維亞商業小鎮安德里亞波爾一所希伯來學校首次接受宗教教育。教希伯來語字母表的老拉比說：“親愛的孩子們，你們長大后就會明白，這些字母當中的每一個都浸透了猶太民族的血和淚。”伯林晚年回首往事，上課的場景如在眼前。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上帝在萬民中揀選的子民數千年來飽受苦難，這部受難史也是引以為豪的殉教史(即“martyrdogy”)。伯林身上最深沉、最隱蔽的感情來自他的猶太認同。
1916年伯林一家遷往圣彼得堡，他沒有正式上學，但有一位猶太女教師，繼續上希伯來文課程和猶太法典。在他隨父母于1921年年初移民英國前，他已閱讀了大量俄國斯文學經典和海涅、歌德、凡爾納等作家作品的俄譯本。還有一本書與他有緣——圣彼得堡一位猶太銀行家兼慈善家京茨堡男爵編寫的《猶太百科全書》。1928年伯林進牛津大學基督圣體學院就讀，同年他父母搬到倫敦北部漢普斯泰德地區的荷里克羅夫特街。伯林父親是精明的木材商，他眼里文明的定義就是英國。母親瑪麗是堅定的錫安主義者(Zionist，也譯作猶太復國主義者，但支持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不等于贊成猶太人在那里立國)，是倫敦當地錫安主義組織的靈魂。到英國前他母親就一再說，他們一家既不是俄羅斯人，也不是拉脫維亞人，而是猶太人：“否認這個事實或掩飾它都沒有意義。這樣做既有損尊嚴，又無濟于事。”
瑪麗這位個子不高但精力旺盛的猶太女子主宰了她獨生子的情感生活。她在1907年產過一個死嬰，當時被告知不能再生育，絕望中時時想到《舊約·撒母耳記》中哈拿的故事。哈拿因不育心里愁苦，她哭泣著向耶和華發誓，若有一子，必使他終生歸于耶和華。耶和華垂顧哈拿的苦情，賜她一子，名為撒母耳。瑪麗懷上了伯林就像看到奇跡一般，伯林就是她的撒母耳。伯林的一點成就都使她無比快樂，她是兒子生活的積極參與者，見過他所有的好友，從不回避對他們作出評價。她的母愛像潮水般強大，浩浩蕩蕩，壓倒一切。瑪麗于1974年2月病逝，享年94歲。她的死早在意料之中，但已近65歲的伯林幾乎被喪母之痛擊倒。他說這是一生中所承受的最沉重的打擊，為他遮風擋雨的屋頂被突然掀起，自己仿佛“被撕成了碎片”。在致友人信上他寫道：隨著母親的逝世，支撐起他生活的柱子已出現裂痕，即使找來泥灰糊上，再也不像以往那樣堅固；他感到無比孤獨，自身的存在似乎變成了一種偶然，猛可間意識到“她是他的赫爾德式信仰——對于猶太特性(Jewishness)、歸屬感以及根的必要的信仰——未經認可的真正來源”。在此伯林道出了他所忠誠的真正對象。與“猶太特性”、“歸屬感”和“根的必要”相比，伯林有關“消極自由”的學說又算得了什么呢？他那種世界公民式的對偏見的批判不是在自拆“赫爾德式信仰”的臺腳嗎？
伯林生為猶太人杰，死為猶太鬼雄。他1997年11月5日與世長辭，兩天后下葬在牛津沃爾弗柯特墓地的猶太葬區。他的追思儀式于次年1月在漢普斯泰德的猶太教正統派教堂舉行，英國學界耆宿如羅伊·詹金斯和尼爾·安南等在儀式上帶上猶太男子專用的亞莫克帽(yarmulke)以示對死者猶太身份的尊重。見《伏爾泰的椰子》最后一章。這一章寫的是伯林，作者布魯馬稱他為“最后一個英國人”。
從宗教信仰上講，伯林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猶太教徒，但他遵守猶太人的宗教習慣。每到贖罪日，無論在世界上哪一個地方，他都會注意齋戒并上猶太教堂；母親在世時，他每年到漢普斯泰德的家中慶祝逾越節，母親辭世后，慶祝儀式在牛津海丁頓宅或猶太友人彼得·奧本海默家舉行。伯林尊重宗教感情，稱無神論者像石頭一般冰冷，不明白人是靠什么活著的。
三
伯林的“赫爾德式信仰”是與他對母親的眷戀相通的。他的個人生活是否因此受到影響？
在基督圣體學院伯林讀的是古典文學、偉大人物(Greats)和PPE(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1932年10月，經過三天考試，23歲的伯林獲選進入英國學術界的精英俱樂部萬靈學院。牛津這所學院不招大學生和研究生，向以選拔杰出學者著稱。伯林是首位被該院聘為院士(Fellow)的猶太人，他在英國的猶太社會頓時成為知名人物。
萬靈學院這位年輕的院士說起話來滔滔不絕，其他學院的女生不斷前來請教，與他不免有點感情上的牽纏。伊格納季耶夫在這部傳記中說，伯林與女弟子的關系就像某位“機智迷人但沒有性別可言的鄉村牧師與他那些年輕美麗的女教民之間的關系”。羅素在美國教書時，很多家長生怕女兒被他自由主義的言行玷污了，伯林則是一位無比安全可靠的角色，即使面對誘惑也像石佛一樣。這位矮胖的猶太奇才是生活的參與者，而不是有血有肉的參與者。也許是局外人不經意的親密誤導了哲學學生蕾切爾·沃克。蕾切爾1934年從牛津畢業，數次去巴黎游學。伯林與她書信往還頻繁，1935年10月還只身專程去巴黎看她。在巴黎動物園蕾切爾提出要和他結婚，傳記作者轉述伯林的話：“我不可能和她結婚。她卻以為我可以。……最后我強迫自己做個明智的普通人，冷靜地分析了一下形勢，然后對她說我必須到此為止，那一幕之可怕簡直無法形容。”
這位英國姑娘從此情緒低落，直至神經錯亂，繼電休克療法后又接受了前腦葉白質切除術(當時治療精神分裂癥的手術，現已不用)，變為半植物人狀態，在醫院度過殘生，1992年去世。
伯林承認對她一生的不幸負有責任。蕾切爾的遭遇使人想到詩人艾略特的第一任夫人維芬，不過對蕾切爾我們還知道得太少。為什么她對伯林如此失望、氣憤？僅僅是因為伯林不愛她嗎？動物園里兩人交談的內容不可復得，伊格納季耶夫的敘述躲躲閃閃，也許他避諱一個不那么開明自由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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