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我們的地方，不讀魯迅是近乎不可能的。因為倘你不讀，老師也要你讀；老師不要，考試也要你讀；不要考試，便進不得學校的門——是以中國的學生，讀到大學這層面的，多少知道一些魯迅；所區(qū)別者，不過深淺、高低、好惡等瑣碎的問題。

　　然而瑣碎的問題很要緊。從小到大，隨著我閱讀魯迅的階段區(qū)別，我對魯迅的認識也有大的區(qū)別——其實往往是這樣的：小時候不想看魯迅，就跟人家傳些什么“三怕周樹人”之類的鬼話，純屬好玩；后來既知道魯迅是個人物，就強迫自己讀，可仍舊似懂非懂，只曉得：噢！魯迅是個偉大的文學家。再后來，看他的作品多了，則讀他不同的文章，見到的又是不一樣的魯迅——看雜文，宛如是猛士；看詩歌，好像是幽鬼；看小說，又恰如一個無地可去的孤魂。那么魯迅畢竟是誰？他從哪里來，又要往哪里去？以下我權結合這兩個月來閱讀魯迅作品的經驗，提些自己的一知半解。

　　魯迅從哪里來？

　　這里我想先談談魯迅寫作的“目的”。今天早晨外國文學課結課考試的時候，陳曉蘭老師給了一道題，問我們怎樣理解文學與人生、文學與社會之間的聯(lián)系。我于是想到人寫作，多少是有些目的可言的——譬如這里的“為人生”、“為社會”，就不失為一種功利。可是魯迅的寫作，難道也是由這種功利主義的影響而產生的嗎？

　　以前我們總覺得是的。首先因為他在《吶喊·自序》里這樣說：

　　“……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然后《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里又重申了類似的觀點：

　　“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

　　乍看之下，似乎已經毋庸置疑，魯迅的作文章——至少是作小說，無疑是懷著康梁一類的功利主義，或者說“啟蒙主義”的。然而在這一點上，魯迅的說辭也自相矛盾，在他的《自選集·自序》一文中，又可以看見這句話：

　　“然而我那時對于‘文學革命’，其實并沒有怎樣的熱情。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

　　于是竹內好這樣解釋魯迅，他說：

　　“對于新的運動，他最初常常并不表示贊同。所以他不是先驅者。”

　　這句話其實非常有理。在歷史上，我們很容易發(fā)現(xiàn)，那些能夠“為人生”、“為社會”而寫作，刻意捏造出一些警醒世人之句子的文人們，總是多少有些趨同的——他們總是信仰堅定，或者豪氣而天真，或者狂妄而自大，但簡而言之，都是從來不去懷疑自己所走之道路的正確性的。惟獨那些冷靜而良心的文學家們，他們在落筆之前，總要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對自己的思維審視再三，生怕犯了什么問題，而錯誤地去影響別人——魯迅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在他的小說中，我們處處可見這樣的矛盾，用錢理群先生的話來說就是：

　　“魯迅有一種‘內攻性沖動’，對自己擁有的全部觀念、情感、選擇，都要加以‘多疑’的審視。”

　　試問，一個有著這樣情懷的長者，又怎么可能去作什么“為人生”、“為社會”的文章，來驅趕他最深愛的青年去做那些他自己都不再相信的事業(yè)呢？他自己也說：

　　“不愿將自己的思想，傳染給別人。何以不愿，則因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終不能確知是否正確之故。”

　　是以最終我對比觀看了竹內好《魯迅·關于作品》一章及國內學者高遠東的駁論文《“仙臺經驗”與“棄醫(yī)從文”——對竹內好曲解魯迅文學發(fā)生原因的一點分析》之后，我仍然傾向于認同前者的觀點，即魯迅是出于一種文學的自覺而寫作的，“為人生”、“為社會”之類的，并非他寫作的主觀意愿——至少不是主要意愿。但對于高遠東“思想者魯迅先于文學者魯迅出現(xiàn)”、“自我肯定和強調反抗的浪漫主義……變?yōu)槲逅臅r期自我質疑、側重否定性思考的.深沉的現(xiàn)實主義”等論述，我還是贊同的。確實，在魯迅開始寫作以前——或言之他開始寫作的最初，我們還能夠捕捉到些許傳統(tǒng)文人“文以載道”的思潮以及充滿自我優(yōu)越感的道德審視。但這種“浪漫主義”很快就隨著他眼里文化革命的的丑態(tài)百出而消失不見了。

　　所以我認為魯迅的文章，更多地還是“自覺”的產物；甚至可以說，他的許多作品正是從他心底掏出來的污垢，隨意丟棄在這地上的——但這種“垃圾”的思辨價值，無疑還要高于一般“為人生”、“為社會”而寫作的二流文人殫精竭慮想出來的寓言。倘使一定要問它，里面到底有沒有對人生與社會的思考，我想還是有的——但這種“思考”絕對不同于現(xiàn)在的權勢者扣上去的大紅帽子，說是出于什么“思想家、革命家”的思量而產生的。魯迅文學里的功利主義因子，就好像拉斐爾畫中的人文主義一般，只是他們追求純粹目的的過程中所發(fā)生的副作用，追究到底，不過因為他們作為情結高尚者的“自覺”本身就高人一籌，包含了不可勝計的人文關懷罷了——這就是說，他們作品中的社會性，是寓于他們作為文藝家的自覺之中，不能單獨而存在的。他們的遭遇與民族國家的遭遇是高度統(tǒng)一的，他們心底的郁結極端反應了全人類的郁結——我想這應該就是所謂文學家與二流文人的區(qū)別吧！一個用心寫，寫自己，卻好像寫了全世界；另一個用筆寫，寫全世界，卻好像只寫了自己。

　　魯迅往哪里去？

　　初讀魯迅，已經不知道是什么時候——或者是小學，或者是中學罷——其實又無關緊要，因為橫豎看不懂，讀來讀去，不過一些字面文章，捎帶一點低級趣味。所以那時候讀《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只曉得園子很大，以及看不懂；讀《故鄉(xiāng)》，只曉得猹很機靈，以及看不懂；讀《社戲》，只曉得人家田里的豆是可以拿的，以及看不懂——然而最看不懂的還是這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