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劉永豐的墳墓被我們整理一新，敷上的黑色新泥油光可鑒。天空已經變得亮堂起來，四野空曠靜默，田野里的麥苗正在拔節，葉子全都濕濕的，綠意盎然，折射一出一片綠瑩瑩的光亮，映照出一個靜穆的圣潔的原野。
每年的3月31日，清明前四天，是我們劉家約定俗成祭祖的日子，遠在天津、近在揚州的本家都會趕回來，父親過世后我也每年必回。對我而言，既是祭祖， 也是踏青。祭祖最主要也最忙活的事情就是“填墳”，四十多個祖墓散落在全村四周，（現在已有公墓，我父親就葬在公墓上）每一個我們都要走完全部的程序—— 清理墳上的雜草，給墳敷上新泥，做一個碗樣的墳頂，焚化些紙錢，燃放些鞭炮，作個揖，拜祭完畢。大家分工合作，有說有笑，一件看似神圣嚴肅的活動，會在輕 松愉快的氣氛中有序進行。
截至30日上午，淅淅瀝瀝的小雨已經下了兩天，下午，雨停風住。我在擔心下鄉掃墓時還會下雨，即使無雨，田間道路也可能變成令人難受的泥濘。
31日早上，天空陰沉沉的，空氣好像能擠得出一水的海綿，樹頭紋絲不動。到了田頭，田埂卻是濕濕的，軟一軟的，腳步自在輕一盈。嫩一嫩的小草點綴在黑色的路 面，金黃的油菜花裝飾在路旁，空氣里彌散著油菜花的清香氣息。曠野無人，麥苗一望無際，綠意森森。倒讓我覺得，老天把掃墓的氣氛渲染得恰到好處。
我們有一條七噸的水泥掛漿船，這讓我們在河汊縱橫的農田里方便了許多。只是到了“劉永豐”的墓地時，得棄船登岸，帶上工具，走過好幾條田埂，好像在有意考驗我們的誠意和耐心。
這是一個孤獨的墳塋。遠看，它在一望平疇的麥田中央，四野麥苗青青；近了，才看出它在一塊責任田的邊沿，北靠一條狹長的灌溉渠。與其它散落的墳塋不同 的是，它個體稍大，東首長著一棵巨大的楊柳樹，足夠兩個成年人合抱，如傘亦如蓋。來到它的南邊才能望見，有一塊寬約四十公分高一米多的水泥碑，水泥碑顯然 是自制的，粗糙了點，碑上豎寫的裸字，是澆制時用鐵條摳出的陰文，筆跡一毛一毛一糙糙，“烈士劉永豐之墓。1920—1947。”，沒有著色。
劉永豐的墓地之上、大樹之下被樹枝枯草覆蓋，看上去格外荒蕪。我們把枯枝亂草從墓上清除，在旁邊的溝渠里焚燒掉。在這里有五六個本家，清理，做尖，敷 泥，化錢。更多的人到了同一塊田地的南邊相連的兩座墳上去了，那里埋著劉永豐的父母和兄嫂。劉永豐之所以沒和父兄葬在一起，我想還是因為他是年少暴亡，不 吉。這塊田過去應該是他家祖上的耕地，能和父兄一起葬在同一塊祖田里，也算有個照應。
同行的本家中有人在談論輩分的話題，說起我們劉家幾代人“天、一、成、榮、永、加、平”，前四輩均已作古，“永”字輩尚有八人在世，正好一桌，“加” 字輩在世的比我年長的就有七人。劉永豐比我父親年齡略長，卻與我同輩，他在世時應該叫我父親“小叔子”或“叔老弟”，同行的六十多歲的“加”字輩，也這樣 叫我，這叫“人小輩分大”，對這一點我一直沾沾自喜。永明大哥說，其實他們的祖上是劉家的長房，結婚早，生育早，代代相傳，輩分自然就小些，要在過去，應 該是“長”者為大，長房為尊呢。
我在清理劉永豐的墓上雜草時發現，墓前有一把鮮花，還有紙錢或其它東西焚燒過的痕跡。永明大哥說，一定是村上小學老師帶學生來祭掃烈士。我才意識到，這不僅是劉家的祖墳，也是一個烈士墓。
我們在村上讀小學時每年都來祭掃，這棵楊樹就是當年校長劉加銀親手栽植，今已亭亭如蓋了。校長劉家銀也早已退休，每年都加入到我們劉家祭祖的行列，并 仍和我們一起掃墓。他的學生桃李天下，有的成了跨國公司總經理，有的成了大學教授、國家干部，現在他們對校長仍然十分敬重，對家鄉無比感念，而當年他們都 只是和我一樣的小學生。
每年的清明前，校長都帶著我們這些紅領巾，排著整齊的隊伍，一路上唱著《東方紅》《我們是祖國的接班人》《學習雷鋒好榜樣》等革命歌曲，來到劉永豐的 烈士墓前，有創意的學生還會在頭上戴著一個自制的楊柳帽。當時的墓沒有大樹，沒有墓碑，只是個土墩。就是面對這樣一個土墩，我們還是懷著十分崇敬的心情， 進行著這一嚴肅而又神圣的活動，平時再調皮的學生這個時候也不敢犯禁。而于我，又多一份自豪。這個“劉永豐”，是村上唯一的烈士，唯一能稱得上“英雄”的 人，卻與我同姓同輩，姓名幾乎與我同音，他是我劉家的光榮，我也由衷感到自豪。
百來個學生圍著墓站定，鴉雀無聲，活動由校長一人全程主持，先是集體合唱共和國國歌，歌聲嘹亮，能驚住空中的飛鳥。再由一男一女兩個學生給烈士獻花， 然后是默哀三分鐘。最后由校長致辭，校長對烈士如何壯烈犧牲的事跡介紹雖然簡單，卻讓我們深深震撼，并像這個墓上的楊柳樹一樣一直伴隨著我們一起成長。
關于劉永豐的詳細信息，我還是長大以后從父親和本家那里有更多的了解。我們劉家一直重視對子孫的詩書教化，所以劉永豐雖然是農民出身，卻也是識字的。 沒人知道他是什么時候、為了什么加入共|產|一黨一的游擊隊，但事件發生前，他已經是一個小隊長了，并配有一把駁殼一槍一，一切活動都是暗中進行。雖說是“暗中”，進 村就一條路，所以也瞞不過村上人的眼睛。據我父親說過，父親曾幫劉永豐他們送過信，望過風。
1947年秋的一天，他們又在村上開會，有人告了密，幾十個國民一黨一的“還鄉一團一”把他們追趕到野田里，平原空曠，最難藏身，劉永豐的一個同伴在一個小屋 里被亂一槍一擊斃。劉永豐靠著一個墳墓作最后的反抗，身中27彈，死狀極其慘烈。身體蜷曲弓起，雙手深深摳在泥土中，面部痛苦異常。犧牲時年僅28歲。
解放后他被追認為“烈士”，告密者被“鋤奸”。在老家的時候，每年的`春節我都會給劉永豐的妻子即我的遠房的“嫂子”拜年，她一直未曾改嫁，只是我除了祝福的話，不知道怎么稱呼她，我比她的兒子歲數還要小很多。
劉永豐犧牲時的慘烈場面曾長久縈繞在我的腦際。我也曾對他參加革命的動機表示不解。家有薄田，足以糊口，上有父母，下有妻兒，足以享受天倫之樂，能冒 生命的代價參加一個推翻還很強大的現zheng府的運動，我想，作為一個還在鄉下耕田為生的農民，應該不是他受過多少馬列主義的影響，而是他對“國家興亡，匹夫有 責”的認識和覺悟，對革命事業的執著的信念，從而使他變成了視死如歸的革命先驅。盡管他犧牲后二十年我才出生，但他對我的影響卻伴隨我一生。從國家宗教式 的學生掃墓，到回歸民俗的家族祭祖；由對待英雄一樣的敬意，到如遇故人的親近感，他讓我多少懂得一點生命恒久的意義。
對我來說，他只是個傳說，卻又是那么真實，這個墓就是證明。
劉永豐的墳墓被我們整理一新，敷上的黑色新泥油光可鑒。天空已經變得亮堂起來，四野空曠靜默，田野里的麥苗正在拔節，葉子全都濕濕的，綠意盎然，折射一出一片綠瑩瑩的光亮，映照出一個靜穆的圣潔的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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