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位“知青”朋友》散文
——獻給中國20世紀經歷了“上山下鄉”運動的知青前輩們

隨著二十世紀的逐漸遠去和消逝,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千百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正在逐漸地淡出人們的記憶。有人說,知青是最幸運的一代,但也是最不幸的一代。因為知青的經歷是罕見的,艱苦的農村勞動,曾經貽誤了數以萬計知青們的大好學習時光;但同時又說知青是幸運的,因為艱苦的農村實踐,也激發了這數以萬計的知青們對知識的渴望,對生活的熱情、對未來寄予的美好希望。
我的三位知青朋友,一位是我的姐姐,一位是我的老師,一位是我的領導。
她們同一年出生,她們同一年成為中國“上山下鄉”運動中的知識青年;她們有著同樣的知青歲月;她們有著同樣的生活熱情;她們有著同樣的知青情懷;她們有著同樣優秀的知青品質。她們擁有同樣克難奮進的知青精神;她們恪守著對黨和事業同樣的知青忠誠;她們同是我忘年的良師益友,她們所擁有的共性優秀,是一代知青的集中體現;她們共同所擁有的在艱苦環境下頑強的學習力、在落后農村樂觀向上的生活態度和對國家、對事業的忠誠讓我敬佩,讓我感動,讓我這個現代知青真正懂得了珍惜擁有今天美好生活的現實意義。
我的第一個知青朋友——-家中的大姐。
我出生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山西省,當我剛剛有所記憶時,中國歷史上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延續到80年代的,那場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已經接近尾聲。在童年的記憶里,“知青”這個詞總是很多次出現,因為我的第一個知青朋友,是比我大了17歲的姐姐,1974年在我還沒有出生時,大姐就已經響應黨的號召,奔向廣闊農村,去干當時所說的大有可為的事業了。
大姐是我們家五兄妹中的老大,童年的記憶中,每逢現在的秋收夏忙時節結束后,大約在上午9點半左右,我總能見到大姐擔著滿滿兩筐分來的玉米、紅薯或者南瓜什么的,像個農民一樣回家。這時,母親總是忙著給姐姐做早飯。因為山西的農村,每天只吃兩頓飯,早飯總是在忙完農活后再吃,時間是在上午9點到10點之間,另一頓飯是在下午4點到5點之間進行,中飯和晚飯都合為這一頓了,所以,象大姐她們這代插隊山西農村的城里孩子,知青歲月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都很饑餓。
當時在山西插隊的北京知青比較多,姐姐這些當地的知青和北插的那些知青比,因為家在不遠的當地,所以,可以借著回家送農產品的機會,吃頓不是玉米面撇撇和著山藥蛋絲的飽飯。但常回家就會耽誤掙工分,所以這時工分的事由北插的知青代勞,然后姐姐這些當地知青,從家回去時,給她們帶去家里做好的蒸面條或者餃子,以示感謝,大家也都覺得這樣都能樂得其所,很公平。
每次大姐給我講這段知青歲月時,我總覺得她們象影片《紅色娘子軍里》的吳瓊花,可誰又是“南霸天”呢?想不明白我問大姐:“姐,那你們為什么不向知青負責人提出來你們吃不飽的事呢?你們為什么要在農村掙工分啊?你們為什么不上學而去農村種高粱啊?你們為什么不回家住,而要和農民住在一起啊?北京沒有山西的臨汾好嗎?那些北京的哥哥姐姐為什么離開天安門來山西啊?你們怎么不像爸爸媽媽那樣去工廠上班掙錢啊?”每當這個時候,大姐總是很認真又有些慷慨陳詞地回答說:“我們那個時候,哪能像現在的孩子這么隨心所欲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六七歲的我們,聽黨指揮,跟黨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到廣闊農村去做大有可為的事業,這是我們的責任和義務,沒有人覺得苦,也沒有人覺得不應該,雖然有時吃不飽,但我們在農村也學到了許多學校學不到的生存本領,那時的我們是多么年輕、充滿了朝氣和熱情,好像沒什么可以難得倒我們的……”
每次大姐說到這時我就特別感動。雖然,我沒有經歷過她們那個時代,雖然我對姐姐講述的知青年代時的國家政策不能評價對錯,但知青身上所特有的那種吃苦耐勞的精神和適應各種生存環境的能力無疑是在廣闊農村培養和鍛煉出來的,知青們苦中作樂、樂觀向上的生活勇氣和不打任何折扣的執行力,是我和我們這代真正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青年所不具備的。
大姐曾是國企多經產業的單位負責人,姐夫是她的插友,兩個兒子現在都已經大學畢業即將走上工作崗位。
我的第一位知青朋友,她現在生活的很殷實、很滿足,并很美滿。
知青歲月中的記憶留給姐姐這代知青們的是一支永遠難忘的歌,歌中有她們這代人舞動青春的樂符。在那段蹉跎歲月里,象姐姐一樣的知青們用汗水和眼淚、苦澀和艱辛、希望和憧憬在中國歷史上譜寫了一支令幾代人都難以忘懷的知青之歌!
我的第二個知青朋友————-初中英語老師。
1985年我和二姐、哥哥隨父母工作調動回到了故鄉安徽。當時大姐已經成家,三姐在山西讀書,就都留在了那里。我和大姐從此也就被地域的距離遠遠地隔開了。一直以來,在家中兄妹五人中,童年的我和大姐有著特殊的感情,在大姐插隊回家等待分配工作的那段日子里,呆在家中做伴的總是我們一大一小姊妹倆個,和大姐在一起的感覺真的很好,只有那時,我覺得自己才有被當做大人一樣被重視的成就感。我們在一起時,大姐給我唱知青年代的歌,還用綢子鎖上花邊,給我扎在辮子上,我也常常把自己會唱的歌唱給大姐聽,和大姐說一些當時模仿大人而來的,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的時事政治。每次我和大姐在一起時,總能干些平時母親不允許象我這么小的孩子干的家務活,而且不管干的好壞,大姐總是給我以夸獎和鼓勵。和大姐在一起時,我就像是和自己同齡朋友在一起,平等而快樂,那種被人認可的信任,感覺真的很好。大姐對我總是有求必應,有時母親不能滿足的要求,大姐也總會想辦法來滿足我。這種特別深的親情和友情,在回到安徽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一直很令我懷念,也特別想念大姐,常常在許多不眠的夜晚,悄悄流下思念的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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