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終貫穿著一條鮮明的主線，那就是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問，與其他一些所謂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秋雨的作品更透著幾絲靈性與活潑，盡管表達的內容是濃重的。余秋雨利用他淵博的歷史知識，豐厚的文化功底，將歷史與文化契合，將歷史寫活、展現，引起讀者反思、追問，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的作品已滲透了文人的憂患意識和良知，這點也許是最重要的。
書海茫茫
作者：余秋雨
像真的海一樣，我們既贊美它，又害怕它。遠遠地看，大海澄碧湛藍，云蒸霞蔚，但一旦跳入其間，你立即成為芥末，沉浮于洶涌混沌之中。如何泅得出來?到圖書館、書店走走，到街頭的報刊亭看看，每次都感到紙頁文字對生命的一種威逼。幾年前還在熱心地討論“讀書有沒有禁區”的問題，我是主張對文化人不應有禁區的，但現在卻出現了一種意想不到的無奈：必須自設禁區，否則將是時間的瀉漏、生命的破碎，從一生的孜孜不倦走向一生的無所作為。
在一個文化不發達的國家，被印刷過的白紙黑字曾經是令人仰望的符咒，因此，讀書很可能成為一種自欺欺人的行為。不管什么時候，在寫字桌前坐下，扭亮臺燈，翻開書本，似乎都在營造斯文，逼近神圣。這種誤會，制造了無以數計拋擲生命的游戲，而自己和旁人還十分安慰。為此，一些真正把書讀通了的人總是反對“開卷有益”的說法，主張由學者們給社會開出一些大大小小的書目，以防在閱讀領域里價值系統的迷亂。我贊成這種做法，但這種做法帶有常規啟蒙性質，主要適合正在求學的年輕人。對于中年人來說，生命已經自立，閱讀也就成了自身與閱讀對象的一種“能量交換”，選擇的重任主要是靠自己來完成了。因此，自設禁區，其實是成熟的表現。
感覺極好的文章少讀，感覺不對的文章不讀，這是我的基本原則。
感覺極好，為什么要少讀呢?因為感覺極好是很不容易的事，一旦找到，就要細細體會，反復咀嚼，不容自我干擾。這就像我看電影，突然遇上一部好片，看完后絕對不會緊接著看另外一部，而會一個人走在江邊，走在小路，沉湎很久。我即便知道其他幾部片子并不比這一部差，也舍不得一塊兒奢侈地吞噬。交朋友也是這樣，天下值得交往的好人多得很，豈能都成為往來熟絡的密友?推心置腹的有幾個，也就夠了。到處拍肩膀摟脖子，累死累活，結果一個也沒有深交，一個也對不起。閱讀和交友差不多，貪心不得。
感覺不對的文章不讀，這一點聽起來不難理解，事實上不易做到，因為我們在閱讀時常常處于一種失落自我的被動態勢，很少打開感覺選擇的雷達。其實，即便是公認的世界名著，年輕時老師都是說必須讀只能遵循，到了中年發覺與自己的感覺系統不對位就有權利拒讀。人家好端端一本書，你也是好端端一個人，沒有緣分就應該輕松地擦肩而過，如果明明別扭還要使勁兒纏在一起難受半天，多不好。
我所說的“感覺不對”，主要是指一些讓我們感到某種不舒服的文章，或者做作，或者偽飾，或者炫耀，或者老滑，或者跋扈，或者酸澀，或者嫉妒，那就更要避開。如果我們誤會它們了，我們也沒有時間和興趣去解除誤會。避開了，誤會也就不成其為誤會。也許我們會出于某種傳統的責任感對這種文章予以批評，但這種責任感往往是以否定多元合理為前提的。人有多種活法，活著的文明等級也不相同，住在五層樓上的人完全不必去批評三層樓的低下，何況你是否在五層樓還缺少科學論證。也有極少數文章讓我們感到一種無以名狀的邪惡和陰毒，才讀幾句就像吃了一個蒼蠅，最好的辦法也是趕快推開。
有些朋友不理解：雪白的紙，烏黑的字，怎么能印出一篇篇這樣的文字來呢?這是一種好心腸的痛苦，但不客氣地說，這種痛苦產生于文化禁錮下的.習慣和文化暖房里的夢幻。生活格局的開放，書報市場的開拓，使各色社會情緒有了宣泄的機會和場所，從總體看來不是壞事。例如嫉妒，既然有一批人成功了，難道那些暫時末成功的人連嫉妒一下都不可以?雨果說，一片樹葉受到陽光照耀，它的背面一定是陰影，陽光越亮，陰影越深。樹葉尚且如此，何況是人。白紙黑字不會只反射陽光，它們也傳導陰影。把陽光和陰影加在一起，才是一個立體的社會。因此，不僅要允許嫉妒，也要允許做作，允許偽飾，允許炫耀，允許老滑，允許跋扈，允許酸澀，當然，也要允許你的不舒服，允許你的不理睬。從事事關注、事事難容，轉變為關注不多、容忍很多，這應該是我們社會觀眾的一大進步。
以文字犯案，當不在容忍之列。但是我仍然要說，不要在文字官司上過于敏感。幾百年的你爭我斗，幾十年的匕首投槍，使我們報刊上的有些文章保留著一種近乎本能的劍拔弩張、刁酸促狹，這是一筆沉重的歷史舊帳，不幸讓這樣幾個作者肩負著，是很值得同情的。他們缺少法律常識，缺少人格概念，從來沒有把人間的名譽當一回事，與他們打官司，自己也要回到人生的啟蒙期，真是何苦來著。他們的日子一般都過得不寬裕，因為根據經驗，人的生態和心態是互為因果的，一打官司，他們就要賠償大筆的名譽損失費，從人道主義的立場看，又于心何忍?前不久我在東南亞的一些城市間獨個兒漫游，遇到一位相知多年的佛學界朋友，問他這些年在干些什么，他居然說一直在打一樁名譽官司，我聽他介紹了案情，覺得他遇到的事情在我們這里只能說是一種誰也不會在意的家常便飯，對他如此認真深感困惑，就笑著請教：“佛家講究寬容，你這樣打官司與佛教理義有抵觸嗎?”他回答，“如果我不去制限他們，他們還會繼續傷害眾生，因此我這一拳出去十分慈悲!”我似乎有所憬悟，但回來一想，又覺得這畢竟與整體環境有關。整體環境還很不衛生，你就沒法對落在身上的塵埃過于認真。有一個衛生的念頭就好，慢慢來，別著急。
在這中間，唯一需要花點口舌對付一下的，是報刊間那些指名道姓，又完全捏造了事實的文章。因為捏造的事實比大聲的漫罵更能迷惑人心，人們如果相信了那種捏造，那么，被捏造而又沒有辯誣的人也應該承擔社會責任。但是，話雖這么說，真正辯起來卻十分氣悶，我的原則仍然是能不理盡量不理。這些年來本人由于不慎發表了一些文化隨筆，有人說好話，干擾了幾位先生的視聽，于是逐漸有一些與我的名字牽在一起的“事實”刊載于幾種報刊，起初以為有一個惡人與我同名同姓，后來搞清是在說我，剛想辯解說絕無此事，新的“事實”又刊布出來。正煩惱，突然想起，海外一些年輕的演員剛剛成名總會遇到類似的境況，他們幾乎不辯，依然笑瞇瞇地演著唱著，我比他們年長，為何連他們也不如?這種想法解救了我，幾年來未辯一言，到后來對那些文章讀也不讀，結果像沒事兒一樣存活至今。當然我的躲避也有底線，簡單說來，如果別人受到誣陷而我知道真相，我不會躲避;如果事涉公共道義，我也不會躲避;躲避的只是自己的事。倒也不是大公無私，是因為自己的事怎么辯都是窩囊，我沒有權利讓我的朋友、學生、讀者一起分擔這份窩囊，窩囊比受傷更讓人痛心。
總而言之，書海茫茫，字潮滾滾，紙頁喧囂，墨色迷蒙，這是市場化、多元化的現代文化景觀，我們企盼了多年的，不要企盼來了卻手足無措，抱怨不迭。解除過度的防范敏感，降低高昂的爭辯意識，減少無謂的筆墨官司，讓眼睛習慣雜色，讓耳朵習慣異音，不太習慣就少看不聽，即便習慣了，由于時間和精力的原因也可以少看少聽。一切自己作主，看一點悅目的，吸幾口新鮮的，嘗幾味可口的，稍感不適就輕步離去，我沒有義務必須接收我不想接收的一切，哪怕有人直呼姓名在門口喊陣也關窗拉簾，閉目養神，順手打開柴可夫斯基或瞎子阿炳。人們都說身處現代社會必須學得敏銳和迅捷，我卻主張加一份木訥和遲鈍。人生幾何?好不容易碰到一個比較正經的年代，趕快省下精神來做點自己想做的事，哪里還有時間陪著陌生人胡亂折騰?門外的風，天邊的云，一陣去了一陣來，當不得認真，哪怕這些風這些云是白紙黑字組成的，也是一樣。
文化是社會的一種定力，文化人不可自己亂了方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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