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離開我們整整15年了。但他的音容他的身影，時常浮現在我的眼前。
抗日戰爭開始的第二年，父親參加了革命。那時他才12歲。父親自幼就喜愛表演藝術。入伍不久，就參加八路軍的血花劇社，輾轉前后方演出，宣傳抗日。1939年日寇接連不斷地進行“清剿”“掃蕩”。那年夏季父親得了瘧疾，高燒不退。深秋的十月，秋風瑟瑟，陰雨連綿，父親所在的劇社隨部隊轉移到一個村莊，日本鬼子就追了上來，部隊落腳未穩，便又整裝出發。父親哪有力氣趕路？被人攙扶著，子彈就在耳邊飛過，炮彈就在身邊爆炸，就這樣爬過了高山，趟過了河流，終于擺脫了日本鬼子的追擊。因長期過度疲勞加之營養不良，從此落下病根，并伴隨父親一生。
1949年，劇社隨著解放大軍的腳步進入了天津，父親在這塊土地上開始了新的藝術生涯。1950年，25歲的父親以他精湛的演技在電影《白毛女》中成功扮演了趙大叔，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片約不斷：《畫中人》、《土地》、《金玉姬》等好幾部電影的導演都邀請他擔任主要角色。當時誰都認為他是塊演電影的料兒，可他卻接受了黨交給他的創建天津話劇團的重任。為了創建劇團，父親放棄了做電影明星的愿望，也放棄了做名導演的機會。1951年，他隨中國青年代表團赴柏林參加第三屆世界青年和平聯歡節，后又出訪了東德、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捷克、奧地利、蘇聯等國家。在近一年的時間里，他幾乎看遍了歐洲最有名的古典和現代戲劇。回國后，又參加了由蘇聯專家執教的導演培訓班。由于新創建的劇團面臨很多事務性的工作，他毫不猶豫地把導演工作讓給了別人。在他的努力之下，劇團的人才迅速成長，演員隊伍日益壯大，大型劇目不斷推出。
長期的艱苦生活，加上他以前得過瘧疾，沒有得到很好的醫治，最終導致切除脾臟的大手術。更可怕的是醫生告訴他最多只能活五年。父親聽后說：“人有其生必有其死，不必驚慌！”五年時間雖然短暫，但是父親豪邁地說：“我們既然能在過去的五年里讓劇團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那么，再用五年達到我們的目標還有何難！”父親出院后，稍事休養就夜以繼日地干了起來。父親從來就不認輸，只要認準的事，就要干到底，何況這是他一生鐘愛的事業。不到五年，天津話劇團成長為天津人民藝術劇院。接著，便擁有七十多名“行當”齊全能獨立擔任角色的演員隊伍，四十多名舞臺美術設計人員，還擁有了全國唯一的紗幕工廠。
最終贏來了“中國八大劇院之一”的美譽。
進入九十年代，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電視的普及和人民群眾文化需求的多樣化，話劇演出的不景氣現象也隨之出現。為了話劇藝術的`振興和提高天津的文化影響，父親大膽地倡議和主持了“華北地區話劇調演”，這次調演集中了華北地區十幾臺劇目，天津作為東道主拿出4臺話劇，其中1臺兒童劇是本屆話劇節惟一的1臺兒童劇。演出規模、陣容、影響，堪稱空前，在貼近時代、貼近生活、貼近觀眾方面特別引人注目。
父親胸懷寬廣，目標遠大，珍惜人才，在藝術圈里已傳為佳話。他團結了一大批藝術家，發現、培養并推出了一代又一代演藝界的明星，如孔祥玉、陳道明、李秀明、張玉玉、張金元等。
父親一生從事話劇事業，我也受到家庭影響和熏陶。記得小的時候，幼兒園或小學放學后，常常蹲在父親所在的劇院排練廳或劇場后臺，看叔叔阿姨的表演，盡管內容有些朦朧，但對演員的表演卻看得一絲不茍，目不轉睛。父親在一旁看到我的樣子，總以為我將來一定是一個做演員的料，殊不知我較為內向的性格使我根本不可能具備做演員的天分。但話劇從此與我結下了不解之緣。這么多年來，每當有話劇新作，我必先睹為快。時至今日，雖不能說對話劇創作和表演藝術有精辟的見解，但我多少還是可以看出些門道的。我時常想，我應該為天津的話劇事業做一點事情，同時也應該懷著對父輩事業的深厚感情盡點責任。于是，我用多年來搜集的大量話劇資料，整理編寫出版了一本專著《話劇劇目初探》。劇目是戲劇發展成果的重要標志之一，它可以幫助我們理順歷史軌跡，把每個時期的劇目和時代背景聯系起來，會從中研究出很多經驗和規律性的東西。
父親把一生的心血全都傾注于黨交給他的任務，從十二歲起做兒童工作、編兒童刊物，把工作做得很出色。聯大畢業，黨需要開辟平西革命根據地，他就帶頭報名到斗爭最殘酷的抗日前沿。當他調回群眾劇社時本應選擇他喜歡的音樂，可工作需要他便當上了演員，而且在表演藝術上嶄露頭角。為了天津的話劇事業，又放棄許多個人發展的機會。父親把名利看得很淡，從不計較個人得失，時常教育我們要以事業為重，做人要正派，工作要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在待遇上切忌與人攀比。
直到病重辭世，父親從未離開過工作崗位。我永遠也忘不了他常說的那句話：“如果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我還能做多少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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