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些年的文化氛圍濃了起來。比改革開放初期又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個變化，既是十年文化浩劫后的補償性恢復，也是鄧在推動農村責任制為肇始的改革，生產力提高后的釋放。是在溫飽解決之后思想解放的進一步結果。我們的普羅大眾，在吃飽之后，受傳統儒家文化復興的影響，自覺推動了對下一代文化普及的潮流。這也是中國大學二十年瘋狂擴大的前因。不像我們的哪個年代，由于偏科，預選就沒有過關，連進入高考的機會都沒有了。當然，比起我的那些在文化革命中的大哥大姐們，我最起碼可以讀喜歡的書了。更重要的是，我在學校寫些文章，雖然于高考并不一定有用，至少不會被批斗了。這些話聽起來匪夷所思，但卻是那個當年情況的真實寫照。

　　我們的寫作，如果不太刻意去涉及政治因素的情況下，作家以筆為馬的草原還是很廣闊的。但你真要說人權的高級要求，或者參照西方的最理想標準，認為我們的寫作，還在禁錮中，我只能說，是有那么點道理。但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政府明確了先保障吃飯穿衣的基本人權。這從國家治理的階段性策略來講，是目前能夠找到的現實可行辦法。何況，我們學習并不是所有的西方文化，我們只是參考它的一部分經驗。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口超十億的國家作現代化樣板供我們模仿。于是才有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攪了一大鍋中西藥湯劑，來治療從元朝之后，就開始患病衰弱的國力。也就是說，從十三世紀的前后，我們的文化和科技是停滯的，除了帶來了明清兩朝的閉關鎖國之外，就是一切服從政權穩定的制度設計。我這樣講，好多人會說課本上津津樂道的鄭和下西洋。但我認真告訴你，他是一個政治行為，而不是一個商業自由貿易的結果。影射到文化文學，這幾百年來，寫作的自由是談不上的。如果有，無非是北宋以來文化的總結。而恰是這幾百年，歐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作家的寫作，成為革命或者文藝復興的導火索。進而形成了現代化國家的文化寫作體系。

　　這樣說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們的文化進程中，需要認識到，我們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寫作體系，我們在路上，不是到了一個停滯的階段。我們的作家也仍然沒有達到西方文化的程度，所以你用西方的人權啊人性啊那些個最高標準，要求我們現在的文化和文學體系，以及政府的執政能力，不現實也不可能那么完美。好多在當時天大的事件，事后若干年后，再看，就會明白他只是個過程。哪有那么多的歷史時刻啊。

　　這幾十年的改革開放，是對中國文化在當代遭到破壞后的修復，同樣也是在以互聯網為代表新經濟革命里。產生的信息認知、寫作方式、讀者互動等、傳統架構被顛覆后的涅槃期。矛盾沖突都是以前所沒有經歷的。明白了這一點，我們的文化文學的行者們，如果參透了其中的大道。就會對目前社會中的急劇變革有了一份清醒的認識。對目前文學的一些怪象，有了幾分疑惑后的寬容。

　　我因為從事的工作，我這些年對席卷中國的城市化對文化的影響有些感受。我老家的太行山區，深山區老百姓，大致上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陸陸續續投親靠友往山下搬，這就是居住條件引起的第一波遷徙，到2000年的時候，原先一百多人的莊里，就剩下幾個放牛跑山的，年輕人都搬到平原條件好些農村了。因為原住地無法保障上學照明吃水等，基本的不能再基本的人權也無法實現。而此時平原地區，因為責任制，生活條件有了較大的改善。山里山外的物質差距拉大。第二波，大概從九十年代開始，平原上條件好些的農村也開始出現人口大規模的流失,因為人們開始尋找更好的職業、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現代文明生活。有了南下打工潮，城里買房潮。這一批潮流中，可以說攪動了整個中國民眾的熏心利欲，當然，這個詞可能用得不好，但還貼切。在西方港澳臺資本，先富資本，政治尋租資本，寡頭資本等等的摻和下。中國底層多達幾億的、渴望改變生活的人民，投入了這個身不由己的欲望永動機里。公開的說法就是經濟奔小康。于是有了傳銷，有了，有了炒房，有了打工妹，有了富士康，有了海外移民。以及一夜暴富的種種神話。社會經濟學上，這個過程就是城市化。而我及我的家庭，也是在這個年代，從到城里找工作到搬進城里居住。身不由己，卷入到這一歷史進程中。大的趨勢面前，我們只是浮萍。除了適應，沒有其他選擇。除非有思想和文化的超脫。目前，這個城市化還在進行，社會仍然在經歷著復雜變革，這個時候，作家們的寫作，就是要如何感知這個時代的主題，，要明白是城市化引起的，城市化是關鍵不是其他原因。比如說，現在好多人對農村的女孩提出：在縣城沒有房子的不嫁，說是拜金主義，道德問題，我說換換是你的左鄰右舍，人家家在城市或者縣城都有了一席之地，而且趨勢的發展最終你要到城里生活，你會怎么樣？當然你會說，我就喜歡田園。自然主義者。但這一般情況下是城市里有了那些生活，然后想尋求更高質量的人的選擇。我問你，黃山一帶的山水好不好？那些白墻灰瓦的皖南民居好不好？確實好，凡是有些個情懷的，都會在那里流連忘返。但我告訴你一個事實：年輕人基本上都去江浙了。如果有能力，他們首選上海杭州。因為是更好的生活，在山清水秀的黃山不能實現。近年雖然有一部分回流，但無非是一部分在高房價高工作壓力下的無奈選擇。這就是俗世，庸俗是有了些，但是有直言不諱的實際。而這些一個一個庸俗的故事，成為文化現象，成為文學豐厚的土壤。成為我們文學文化寫作中的具象的研究。我們要看透這個時代的實質。要清楚這是一個有故事的時代，但更是一個精神物質矛盾沖突變化時期。他給了我們很多眼花繚亂的素材，差不多有七億農耕文明體系里的農民，要面對城市文明的誘惑和反差，離開故鄉到異鄉打工，求生活。有多少年輕的野心進入到城市文明的競賽規則里。或衣錦還鄉，或機器下傷殘。但每一個逃離鄉村的人，都是在期望生活的改變。這給了我們的寫作多少不竭源泉。就像芬蘭一個第一次來中國的記者感慨：我們的國家只有幾百萬人，新聞很少上全球的報刊網絡，因為熱點少。每天瀏覽網絡，不管是正面負面的新聞，只要是中國的都是一大堆。這是我們文化和文學者的幸運，因為我們有機會見證，中國這個世界上超大型國家的現代化演進過程。而也在目睹著一個地球上從沒有經歷過的7億農民城市化，以及遷徙帶來身份改變人生悲喜劇的現實版。

　　我們農耕文明的先哲們說：天變，道亦變。面對波瀾壯闊的社會變化。我們的作家，應該以悲天憫人的心情再次吟詠，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人生是無法計較的定數，寫作是文學身不由己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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