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正是春末，也許我過于性急之故罷，覺著夏意了，于是突然記起故鄉的細腰蜂②。那時候大約是盛夏，青蠅密集在涼棚索子上，鐵黑色的細腰蜂就在桑樹間或墻角的蛛網左近往來飛行，有時銜一支小青蟲去了，有時拉一個蜘蛛。青蟲或蜘蛛先是抵抗著不肯去，但終于乏力，被銜著騰空面去了，坐了飛機似的。
老前輩們開導我，那細腰蜂就是書上所說的果蠃，純雌無雄，必須捉螟蛉去做繼子的。她將小青蟲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著，祝道“像我像我”，經過若干日，——我記不清了，大約七七四十九日罷，——那青蟲也就成了細腰蜂了，所以《詩經》里說：“螟蛉有子，果贏負之。”螟蛉就是桑上小青蟲。蜘蛛呢？他們沒有提。我記得有幾個考據家曾經立過異說，以為她其實自能生卵；其捉青蟲，乃是填在窠里，給孵化出來的幼蜂做食料的。但我所遇見的前輩們都不采用此說，還道是拉去做女兒。我們為存留天地間的美談起見，倒不如這樣好。當長夏無事，遣暑林陰，瞥見二蟲一拉一拒的時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滿懷好意，而青蟲的宛轉抗拒，則活像一個不識好歹的毛鴉頭。
但究竟是夷人可惡，偏要講什么科學。科學雖然給我們許多驚奇，但也攪壞了我們許多好夢。自從法國的昆蟲學大家發勃耳（Fabre）③仔細觀察之后，給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證實了。而且，這細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兇手，還是一種很殘忍的兇手，又是一個學識技術都極高明的解剖學家。她知道青蟲的神經構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針，向那運動神經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為不死不活狀態，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蟲因為不死不活，所以不動，但也因為不活不死，所以不爛，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來的時候，這食料還和被捕當日一樣的新鮮。
三年前，我遇見神經過敏的俄國的E君④，有一天他忽然發愁道，不知道將來的科學家，是否不至于發明一種奇妙的藥品，將這注射在誰的身上，則這人即甘心永遠去做服役和戰爭的機器了？那時我也就皺眉嘆息，裝作一齊發愁的模樣，以示“所見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國的圣君，賢臣，圣賢，圣賢之徒，卻早已有過這一種黃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⑤么？不是“君子勞心，小人勞力”⑥么？不是“治于人者食（去聲）人，治人者食于人”⑦么？可惜理論雖已卓然，而終于沒有發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從作威就須不活，要貢獻玉食就須不死；要被治就須不活，要供養治人者又須不死。人類升為萬物之靈，自然是可賀的，但沒有了細腰蜂的毒針，卻很使圣君，賢臣，圣賢，圣賢之徒，以至現在的闊人，學者，教育家覺得棘手。將來未可知，若已往，則治人者雖然盡力施行過各種麻痹術，也還不能十分奏效，與果贏并驅爭先。即以皇帝一倫而言，便難免時常改姓易代，終沒有“萬年有道之長”；“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鐵證。現在又似乎有些別開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種所謂“特殊知識階級”⑧的留學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結果，說醫學不發達是有益于人種改良的，中國婦女的境遇是極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錯，一切狀態都已夠好。E君的發愁，或者也不為無因罷，然而俄國是不要緊的，因為他們不像我們中國，有所謂“特別國情”⑨，還有所謂“特殊知識階級”。
但這種工作，也怕終于像古人那樣，不能十分奏效的罷，因為這實在比細腰蜂所做的要難得多。她于青蟲，只須不動，所以僅在運動神經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們的工作，卻求其能運動，無知覺，該在知覺神經中樞，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覺一失，運動也就隨之失卻主宰，不能貢獻玉食，恭請上自“極峰”⑩下至“特殊知識階級”的賞收享用了。就現在而言，竊以為除了遺老的圣經賢傳法，學者的進研究室主義⑾，文學家和茶攤老板的莫談國事⑿律，教育家的勿視勿聽勿言勿動⒀論之外，委實還沒有更好，更完全，更無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學生的特別發見，其實也并未軼出了前賢的范圍。
那么，又要“禮失而求諸野”⒁了。夷人，現在因為想去取法，姑且稱之為外國，他那里，可有較好的法子么？可惜，也沒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準集會，
不許開口之類，和我們中華并沒有什么很不同。然亦可見至道嘉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無華夷之限也。猛獸是單獨的，牛羊則結隊；野牛的大隊，就會排角成城以御強敵了，但拉開一匹，定只能牟牟地叫。人民與牛馬同流，——此就中國而言，夷人別有分類法云，——治之之道，自然應該禁止集合：這方法是對的。其次要防說話。人能說話，已經是禍胎了，而況有時還要做文章。所以蒼頡造字，夜有鬼哭⒂。鬼且反對，而況于官？猴子不會說話，猴界即向無風潮，——可是猴界中也沒有官，但這又作別論，——確應該虛心取法，反樸歸真，則口且不開，文章自滅：這方法也是對的。然而上文也不過就理論而言，至于實效，卻依然是難說。最顯著的例，是連那么專制的俄國，而尼古拉二世“龍御上賓”⒃之后，羅馬諾夫氏竟已“覆宗絕祀”了。要而言之，那大缺點就在雖有二大良法，而還缺其一，便是：無法禁止人們的思想。
于是我們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這樣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沒有永遠分清“治者”與“被治者”；二恨其不給治者生一枝細腰蜂那樣的毒針；三恨其不將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著的.思想中樞的腦袋而還能動作——服役。三者得一，闊人的地位即永久穩固，統御也永久省了氣力，而天下于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單想高高在上，暫時維持闊氣，也還得日施手段，夜費心機，實在不勝其委屈勞神之至……。
假使沒有了頭顱，卻還能做服役和戰爭的機械，世上的情形就何等地醒目呵！這時再不必用什么制帽勛章來表明闊人和窄人了，只要一看頭之有無，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貴賤的區別。并且也不至于再鬧什么革命，共和，會議等等的亂子了，單是電報，就要省下許多許多來。古人畢竟聰明，仿佛早想到過這樣的東西，《山海經》上就記載著一種名叫“刑天”的怪物⒄。他沒有了能想的頭，卻還活著，“以乳為目，以臍為口”，——這一點想得很周到，否則他怎么看，怎么吃呢，——實在是很值得奉為師法的。假使我們的國民都能這樣，闊人又何等安全快樂？但他又“執干戚而舞”，則似乎還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專為闊人圖便利而設的理想底好國民又不同。陶潛⒅先生又有詩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連這位貌似曠達的老隱士也這么說，可見無頭也會仍有猛志，闊人的天下一時總怕難得太平的了。但有了太多的“特殊知識階級”的國民，也許有特在例外的希望；況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后，精神的頭就會提前飛去，區區物質的頭的有無也算不得什么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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