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三國時代的孔融，人們往往會想起“孔融讓梨”的典故和“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的成語。在浩如煙海的歷史人物中，孔融不過是作為一個神童的形象而蕓花一現罷了。其實不然，我以為，孔融還應該是中國早期的持不同政見者和文化精英，其人生的悲劇是封建專制統治下的必然結果，孔融的死既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整個社會的悲劇，很值得我們深思。而近日，筆者在網上看到一些淺薄無聊之徒，單純以成敗論英雄，不顧歷史事實和客觀環境，抓住孔融自身的一些缺點大做文章，極盡譏嘲諷刺之能事，這樣的議論既有失公允和厚道，又頗為主觀和偏激，不能不使人感到憤慨和遺憾。
據《續漢書》記載，孔融乃孔子的二十世孫，其高祖父孔尚，作過東漢的鉅鹿太守，父親孔宙做過太山尉。孔融的確在幼年時就表現出異常聰明的跡像。有一次他到河南尹李膺家作客，當時李膺名重朝野，權傾一時，曾對外公開立下一個規矩說，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不見。有一次李膺宴客，十來歲的孔融不請自到，大搖大擺地對守門的人說，我與你們家李先生是通家之好，請讓我見一見李先生吧。李膺與孔融素未謀面，見到孔融就問兩家何曾有通家之好，孔融從容作答說，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難道我們不算是通家之好嗎？一句話讓李膺和滿座的賓客不得不嘆服。后來有個叫陳煒的人表示不以為然，說什么別看他小時候怪聰明的，長大了未必就聰明。所謂“小時了了，大未必奇”。孔融當即就站起來反唇相譏道，照你這么說，想必你小的時候，一定是很聰明嘍。由此可以看出，孔融在十來歲時，就表現出了過人的聰明才智。
關于孔融的為人，在《三國志》、《后漢書》、《續漢書》以及《漢晉春秋》等史料中均有記載。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孔融不但是一個熱心教育，祟尚知識的飽學之士，而且還是一個行俠仗義、胸懷大志的人。孔融十六歲時，他哥哥的一位好朋友得罪了上司，被人追殺，逃跑出來投奔他哥哥，當時孔融的哥哥不在家，孔融就把這個人藏了起來，幫助他脫離了危險。后來事情敗露后，官府的人將孔融和他哥哥一塊捉了去，進行責罰。孔融身陷囹圄，臨危不懼，把所有的責任都承擔起來，為哥哥開脫罪責。此舉受到了大家的一致稱贊。成年以后孔融在當時因為學問和人品的出眾，“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并以俊秀，為后進冠蓋”。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學界精英，是后生學子們共同學習的榜樣和楷模。孔融任北海相時“修復城邑，祟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可以說是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比如整頓市容，大興教育，推舉賢才，繁榮文化，憐弱恤貧，昌行孝道。可謂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且出于對大學問家鄭玄的敬仰，孔融還親自跑到高密縣以鄭玄的名字命名了一個鄉為鄭公鄉，這對推動當地的文化發展和學術之風的興盛，無疑是善莫大焉。《九州春秋》載“融在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當時豪杰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曜甲，與群賢要功，自與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由此看來，孔融也不僅僅是一個滿足于紙上談兵的書生，而且有匡扶天下保國安民之志。只是在那樣的亂世，統兵征伐，攻城掠地并非孔融這樣的一個知識分子所長，再加上他本身又是一個好奇取異的性情中人，未免好高騖遠，不切實際，而且缺乏知人善任，審時度勢的能力，因此在群雄逐鹿中漸漸處于劣勢以致于最終難以自保，“連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障四境，棄郡而去。”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孔融在投奔了曹操集團后，一直是被作為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受到冷落的。其實這也正是他生存價值的所在。在那樣的一個封建專制社會，想保留一點異端的權利是很難的，而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同歷代的專制統治者一樣，曾揚言“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的曹操骨子里同樣也有著獨斷專行的作風，他并不欣賞孔融這樣的一個異數的存在，而只是宥于當時群雄割居，羽翼未豐，才不得不對孔融采取懷柔政策，以收買人心。打心眼里來說，以孔融這樣的世家子弟，是很看不起曹操這樣的宦官之后的，因此兩人的相處不可能融洽。《漢紀》中說他“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比如說曹操為了節省糧食曾經下過一個禁酒令，孔融就陰陽怪氣地說，天有酒星，地有酒泉，人有酒德，堯不飲千盅就不能成為前代的圣人。而桀紂因為女色而亡國，你為啥不干脆禁止大家結婚算了。這就是公然對曹操發布的政策表示不滿，而要做到這一點，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還有一次，曹操打敗袁紹后，把袁紹兒子的媳婦甄氏許給了自己的兒子，孔融也看不慣，便給曹操寫信說，武王伐紂，曾經把妲己賜給了他的兒子周公。曹操當時還以為這是孔融在恭維自己效法了前賢的做法，很是高興。后來見了孔融就問，你說那事兒是在哪本書上記載的？孔融冷冷一笑說，嘿嘿，我是用現在的事情來推斷出來的`。這種陰陽怪氣的提意見方式令曹操非常不快，當時就氣得拂袖而去。在這里，我們先不論這些事情孔融做得究竟是對是錯，單是對于他這種敢于對當權者發表不同意見的做法，我以為還是值得贊賞的。總比那些事事處處都在拍當權者馬屁甚至為虎作倀的人要好得多吧。我們說一個文明的社會，應該允許有一些不同的意見存在，一個寬容的社會，應該允許有異端的權利。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說法，但你不能剝奪我說話的權利，這才是最根本意義上的民主。我們贊賞和肯定孔融也應該是從這個意義來贊賞和肯定。我們現在常常說曹操以誠待人，寬容大度，我想他的這種作風的形成，與孔融、彌衡等這些持不同政見者的存在，也是有相當大的關系的。就曹操本人來說，他其實并不是一個寬容大度的人，史書上載其“外寬內忌，性多猜疑”，呂伯奢一家的被殺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什么使曹操在后來的軍事和政治生涯中變得寬宏大量而有所顧忌呢？我以為就是因為有孔融、彌衡等持不同政見者的存在，使曹操不得不有所忌憚。史載孔融“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外，愛才樂酒，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正是由于孔融的身邊有著一種強大的輿論監督力量的存在，曹操才不能任性胡為。這一點尤其表現在孔融為太尉楊彪求情這件事上，袁術在淮南稱帝后，因為太尉楊彪與袁術有姻親關系，曹操就想把楊彪殺掉，孔融聽說后“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余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緯晉紳之士所以瞻明公者，以明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熙耳。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禮？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正是孔融這樣的引經據典，仗義執言，才使得曹操不敢獨斷專行草菅人命。因此明人張燧在《千百年眼》中才會發出這樣的慨嘆：“嗟夫，孔文舉在，無人敢議九錫，文舉既死，董昭掀然而談矣。此豈全無關系耶？李卓吾曰：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漢自立，則孔融雖死，其所裨于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于君，已勝于老死戶牖下者萬萬，況有益于君耶！”試想，如果沒有這樣的一種力量的存在，又會有多少無辜的性命斷送在專制的屠刀之下。當然，作為一個歷史人物，孔融的個人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而且隨著曹操集團勢力的日益壯大，他的監督作用也日益減弱，以致于最終還是被曹操所殺掉。孔融的悲劇既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也是制度的悲劇。封建專制制度的一大特征就是以人治為主，在這種制度下，個體的生命是毫無保障的，全要看當權者的喜怒哀樂，可謂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孔融之死是很能說明這個問題的。
吾生也何其幸哉，去孔融之死千余年矣。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若謂封建專制之風蕩然無存，民主與法制倡行無阻，余不敢深信也。唯愿孔融的悲劇不會在今天再上演，但愿孔融的悲劇永遠成為一頁不再重復的歷史。如此則國家幸甚，萬民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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