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初，我結束第一份工作回到杭州。
杭州并不是我的故鄉，只是我和男票讀了四年大學的地方。但是因為這四年太美好太快樂，我們在初入社會的寒冷中貪婪地從記憶里攝取能量，于是兜兜轉轉，還是回到了這里。
在母校的后門，一個叫做青芝塢的農房集中地，我們租了一間小小的平房。我堅持擺了兩張床，當然其實我們睡在一張床上，但多出來的那一張總讓我略覺心安——萬一有片警查結婚證呢？！十年前的姑娘小伙們就是這么傻。
你別說，片警還真的來過一次，當然不是查結婚證，而是因為這附近出了一宗強 奸案。自那以后，我睡覺的時候都把一個板凳拖到那扇搖搖欲墜的木門后，板凳上放一串風鈴，枕頭邊放一把菜刀。
但最可怕的還不是傳說中的強 奸犯，而是睡到半夜時的尿尿問題。屋里沒有廁所，公廁在步行十分鐘開外。寒冬臘月的月黑風高，哆哆嗦嗦地朝著公廁一路小跑，男票舉著手電打著哈欠跟在旁邊，這時候真羨慕他能隨便找個亂石堆就是一泡。
比起畢業的那年，我們都虛長了幾歲，但還在原點。男票在讀研，而我再一次面臨找工作這件大事。
十年前的我很幼稚，總是太晚看到生活的本質。大學畢業的時候，我滿腦子都是對偶像劇里白領麗人的盲目向往，結果被第一份工作狠狠地扇了一記耳光。
可到了第二份工作的時候我還是沒長進。在看起來很美的世貿中心里工作了幾個月之后，我再一次不得不從讓我找不著三觀的私營咨詢公司里辭職，卻被拖欠了一個多月的薪水，遲遲得不到落實。
之前，在與他人的爭斗中，我總是先放棄的那一個，因為很害怕丑陋。在糾纏和放手之間，我永遠選擇后者。但這一次，我較真了。與生活較真，與自己較真，與那些我搞不明白為什么要傷害我的人較真。
我每天準時出現在世貿中心十樓的辦公室里，搬一張椅子坐在老板的身邊，沉默著什么也不說。有客戶來找他，他斥責我出去，我還是不說話，不走。
這樣堅持了一個星期。拿到討來的薪水的那一天，我大步走出世貿中心，脊背挺得直直的。然后，站在門口明晃晃的陽光中，放聲大哭。
《飄》里有句話說，當一個女人無所畏懼的時候，她就不是個真正的女人了。而我知道，從那一天起，我也不是個真正的女人了，我有了潑婦的那一面。對這個世界，從此以后，我潑得出去了。
這不知該算杯具還是洗具。
要債要來的錢并不是什么大數字，因為薪水本來就不高。那段時間我和男票還是窮得很爽的。我們曾經捏著兩塊錢，從解放路的百貨大樓逛到延安路的銀泰，然后坐公交車回家，還好當時沒有空調車。我們還曾經在一個早上，分享最后的一包甜趣餅干，都為了對方不肯多吃一塊假裝大發雷霆。
銀行卡里剩下最后的五百塊的時候，同學里的第一個紅包炸彈降臨了。是男票的鐵哥們，不送或者少送都絕對不行。我從卡里取出最后的錢遞給他，然后摳著ATM機哭了。
奇怪的是，這些細節都是多年后現在的老公，當時的男票告訴我的。我自己居然都忘了。當我回憶自己的青春歲月，我記得的竟然全是幸運和快樂。也許是因為我的心靈太粗糙，也許是因為，就像我對老公說的那樣：
有青春打底，什么樣的苦都不算苦。
2004年的夏天，我又開始找工作。這一次相對順利，在一次朋友聚會上，一位師兄說他帶的團隊正在招人，我如果愿意，就可以去，連面試也不需要。
我接受了。一個IT銷售員的.職位。如果是年初的時候，我不會有勇氣接受這樣的職位，但經過了討薪大戰之后，我知道自己有一個平常看不見的硬核。
我不相信自己，但我相信那個硬核。
進了公司才知道，一切沒那么簡單。當然了，對一個二十四歲的女孩來說，這個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用這句話來總結：原來沒那么簡單。
師兄帶的團隊如果叫做正規軍，那么就還有另一支團隊叫做野戰軍。野戰軍全不按章法做事，到處搶單，連正規軍的也不放過。正規軍里都是像我和師兄這樣的人，玩野戰，我們玩不過對方。
師兄對我說，我們要找藍海。有些人適合開拓，有些人適合纏斗，把適合開拓的那些人放到纏斗中，他們總是會吃虧，所以，聰明的選擇是放開紅海，去找藍海。
從2004年夏天，到2005年的夏天，有一個25歲的女孩，拎著一個行李箱，箱子里有一份師兄給她的通訊錄，跑遍了浙江所有的城市。
每到一個城市，有時常常是深夜，坐上出租車之后我會打一個電話給男票，告訴他：“我現在上了車牌號XXXX的出租車，正在向XXXX開去。”
這個電話不是給男票聽的，是給出租車司機聽的。這是一個女孩想出來的保護自己的辦法。一直到今天，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都會打這樣的一個電話，有時甚至只是裝裝樣子，根本沒撥通。
在陌生的城市里，我還發明了快速找到經濟、干凈、安全的旅館的辦法，那就是當地最著名大學的招待所。白天，我換上套裙拜訪客戶，黃昏時回到大學食堂里吃頓晚飯，內心寧靜。
我按照通訊錄逐個打電話約人，有時要打出十幾個電話才能約上一個。但我的優勢是：我看起來極其無害。在浙江，人們往往見過了太多的精明人，反倒愿意和一個無害的女孩打打交道。
2005年的夏天，我和師兄的那一片藍海，已經略顯浩瀚。野戰軍們再也搶不了我們的單，我偶爾回公司處理報銷單據的時候，連對方的頭頭都會過來道一聲辛苦。
但我自己的心里知道，我累了，跑不動了。還有無可避免的是，在這種狗一般的生涯中，我和男票的愛情漸漸瀕臨死亡。什么也無法填平那條由時間和距離造成的鴻溝，多少滿欲傾訴的時刻一旦被錯過，再見面的時候也只能相對無言。
在公司的時候，我常常喜歡躲開人群呆在復印間里。有一天，我發現傳真機不停地吐出同一封信，收信人是我，落款人是男票，信的內容只有一句話：
“If there is a chance to love you, I will never hesitate.”
只要還能再愛你，我絕不會猶豫。這是大學里他常常對我說的一句話。
那天我在復印間里，一邊一封封地用碎紙機粉碎這些信，一邊哭。哭完了，我決定再一次辭職。在一次又一次的投標中，我與我們代理的某500強品牌的銷售經理逐漸熟悉，后來他知道了我的第一份工作經歷也是在500強公司，又有了這么多的代理銷售經驗，他說我應該去他們的公司工作。
就這樣，2006年，我和研究生畢業的男票一起來到上海。火車駛入如今已被停用的梅隴火車站，這是我們徹徹底底的再出發：事業、愛情、生活。一切都是未知，一切都是忐忑。
時隔多年之后，我還在上海，由二字頭變成三字頭，由女孩變成母親，由房客變成房東。我80末的妹妹對我的一切人生教誨都很鄙視，因為她認為我是幸運的一代，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但我一直想告訴她的是：傳說中幸運的青春，從來都是別人的。事實上，不會有哪一場青春是特別幸運的，也不會有哪一場青春會特別悲慘。所謂的幸運或悲慘，只取決于你看事物的角度而已。
青春，就是一場自己與自己的戰爭，愛過自己，恨過自己，放過自己，然后可以坦然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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