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風的散文集一：

　　我每想到那個故事，心里就有點酸惻，有點歡忭，有點惆悵無奈，卻又無限踏實。

　　那其實不是一則故事，那是報尾的一段小新聞，主角是王貞治的妻子，那陣子王貞治正是熱門，他的全壘打眼見要趕到美國某球員的前面去了。

　　他果真趕過去了，全日本守在電視機前的觀眾瘋了！他的兩個孩子當然更瘋了！

　　事后照例有記者去采訪，要王貞治的妻子發表感想——記者真奇怪，他們老是假定別人一腦子都是感想。

　　“我當時正在廚房里燒菜——聽到小孩大叫，才知道的。”

　　不知道那是她生平的第幾次烹調，孩子看完球是要吃飯的，丈夫打完球也是得侍候的，她日復一日守著廚房——沒人來為她數記錄，連她自己也沒數過。世界上好像沒有女人為自己的一日三餐數算記錄，一個女人如果熬到五十年金婚，她會燒五萬四千多頓飯，那真是瘋狂，女人硬是把小小的廚房用馨香的火祭供成了廟宇了。她自己是終身以之的祭司，比任何僧侶都虔誠，一日三舉火，風雨寒暑不斷，那里面一定有些什么執著，一定有些什么令人落淚的溫柔。

　　讓全世界去為那一棒瘋狂，對一個終身執棒的人而言，每一棒全壘打和另一棒全壘打其實都一樣，都一樣是一次完美的成就，但也都一樣可以是一種身清氣閑不著意的有如呼吸一般既神圣又自如的一擊。東方哲學里一切的好都是一種“常”態，“常”字真好，有一種天長地久無垠無垠的大氣魄。

　　那一天，全日本也許只有兩個人沒有守在電視機前，只有兩個人沒有盯著記錄牌看，只有兩個人沒有發瘋，那是王貞治的妻子和王貞治自己。

　　張曉風的散文集二：

　　丈夫喜歡瓜子，我漸漸也喜歡上了，老遠也跑到西寧南路去買，因為他們在封套上印著“徐州”兩個字。徐州是我沒有去過的故鄉。

　　人是一種麻煩的生物。

　　我們原來不必有一片屋頂的，可是我們要。

　　屋頂之外原來不必有四壁的，可是我們要。

　　四壁之間又為什么非有一盞秋香綠的燈呢？燈下又為什么非有一張桌子呢？桌子上擺完了三餐又為什么偏要一壺茶呢？茶邊憑什么非要碟瓜子不可呢？

　　可是，我們要，因為我們是人，我們要屬于自己的安排。

　　欲求，也可以是正大光明的，也可以是“此心可質天地的”。偶爾，夜深時，我們各自看著書或看著報，各自嗑著瓜子，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下一句也許是愁煩小女兒不知從哪里搞來一只貓，偷偷放在陽臺上養，中間一句也許是談一個二十年前老友的婚姻，而下面一句也許忽然想到組團到美國演出還差多少經費。

　　我們說著話，瓜子殼漸漸堆成一座山。

　　許多事，許多事，許多說了的和沒說的全在嗑瓜子的'時刻完成。

　　孩子們也愛瓜子，可是不會嗑，我們把嗑好的白白的瓜子仁放在他們白白的小手上，他們總是一口吃了，回過頭來說：“還要！”

　　我們笑著把他們支走了。

　　嗑瓜子對我來說是過年的項目之一。小時候，聽大人說：“有錢天天過年，沒錢天天過關。”

　　而嗑瓜子讓我有天天過年的感覺。

　　事實上，哪一夜不是除夕呢？每一夜，我們都要告別前身，每一黎明，我們都要面對更新的自己。

　　今夜，我們要不要一壺對坐，就著一燈一桌共一盤瓜子，說一兜說不完的話？

　　張曉風的散文集三：

　　所有開花的樹看來該是女性的，只有木棉花是男性的。

　　木棉樹又干又皺，不知為什么，它竟結出那么雷白柔軟的木棉，并且以一種不可思議的優美風度，緩緩地自枝頭飄落。

　　木棉花大得駭人，是一種耀眼的橘的紅色，開的時候連一片葉子的襯托都不要，像一碗紅曲酒，斟在粗陶碗里，火烈烈地，有一種不講理的的架勢，卻很美。

　　樹枝也許是干得狠了，根根都麻縐著，像一只曲張的手——肱是干的，臂是干的，連手肘手腕手指頭和手指甲都是干的——向天空討求著什么，撕抓些什么。而干到極點時，樹枚爆開了，木棉花幾乎就像是從干裂的傷口里吐出來的火焰。

　　木棉花常常長得極高，那年在廣州初見木棉樹，不知是不是因為自己年紀特別小，總覺得那是全世界最高的一種樹了，廣東人叫它英雄樹。初夏的公園里，我們疲于奔命地去接拾那些新落的木棉，也許幾丈高的樹對我們是太高了些，竟覺得每團木棉都是晴空上折翼的云。

　　木棉落后，木棉樹的葉子便逐日濃密起來，木棉樹終于變行平凡了，大家也都安下一顆心，至少在明春以前，在綠葉的掩覆下，它不會再暴露那種讓人焦灼的奇異的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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